近幾年每到招聘季，都有類似的公務員“跳槽熱”的說法傳出。這一方面反映出在當下的就業環境中，公務員還遠未迴歸到一個正常的職業地位，社會對之的流動仍保持着非一般職業可比的關注度;另一方面，或也是因爲公務員的辭職包括正常流動，一直以來都缺乏較爲權威和透明的統計數據，所以各種“說法”都容易被捕風捉影，成爲一個話題。
事實上，從個別地方已經公佈的數據來看，公務員流動或許遠未達到“跳槽熱”和“離職熱”的程度。以深圳爲例，據媒體報道，2014年深圳共有278人離開公務員隊伍，2013年，這一數據爲247人。雖然人數比上年有所增加，但相對於數萬人的現有公務員隊伍，這一比例仍顯較低。而與此對應的統計顯示，2013年企業員工平均離職率爲16.3%。對比之下，公務員的離職顯然難以稱得上“熱”，更無法稱之爲羣體性的“潮流”。
但公務員“離職潮”話題卻又是客觀存在的。從一開始“擔憂”可能出現，到現在似乎已上升爲一種大衆印象，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八項規定執行和反腐背景下，確實出現了一些公務員離職現象甚至不乏級別較高者，無形中放大了公衆對於公務員辭職規模的聯想;二是一些有限數據的披露，在一定程度上有誤導之嫌。
從職業流動性的角度，一定數量和比例的公務員流動未必不是好事，它或是公務員向正常職業轉變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現象。這一變化的出現之所以引人關注，與其說是辭職的人太多，不如說是過去辭職的太少。所以，對一些正常的流動確實無必要進行過度解讀，也無需將之與公務員的“待遇偏低”等作合理關聯。
確保公務員隊伍的穩定，確有必要。但穩定並不意味着絕對的靜態和封閉。相反，隨着公務員權力約束機制和福利待遇的規範化，市場改革的推進，社會就業機會的增多，一定數量的公務員流動將愈來愈成爲一種常態。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和趨勢下，真正要加以重視的，其實是面對公務員職業流動的正常化，如何建立起一套相應的規範化的流動機制，在公共利益和個人價值實現之間達至良性的平衡。比如一些級別較高、崗位較特殊的官員的“跳槽”，顯然就不能僅僅是走一般的辭職程序了事，如何規範權力的“旋轉門”現象，不可忽視。
鑑於公衆對這一現象的高關注度，和由於權威數據披露缺乏而產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話題與輿論情緒，對公務員隊伍的流動狀況進行一定程度的公開，或有着現實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