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本思想爲儒家學說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光輝的組成部分。儒家理想主義派的代表人物——孟子將這一思想發揮到了極致。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闡述孟子的民本思想：一，孟學對孔學的繼承和超越；二，孟子民本思想的集中體現----仁政王道；三，孟子學說的影響及意義。孟子的民本思想作爲一種理想主義政治觀，在當今時代值得我們認真地學習和借鑑。
關鍵詞：孟子 民本思想 理想主義 仁政王道
民本思想爲儒家學說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光輝的組成部分。生活於王道既衰的晚週末世的孟子，面對時代提出的課題，以悲天憫人、淑身淑世的救世情懷和博大精深、睿智圓通的理性之思，上承上古社會的重民愛民思想及孔子的仁愛學說，下啓宋明理學及明末清初的啓蒙思想，在人類思想史上第一次開創了道德人本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學說體系，從而將儒家民本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一、孟學對孔學的繼承和超越
重視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固國安邦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國上古社會樸素的人文主義傳統。早在殷周時期，由於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和專橫統治，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平民時有發生，統治集團中一些比較開明的政論家如箕子、微子、比干等預感到社會的危機，從而懷疑“天命”，提出要尊重人民，統治才能長久的思想。《尚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周公吸取商王‘自絕於天，結怨於民’（《尚書·泰誓》）的滅亡教訓，宣揚‘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天命靡常’的觀念。”[1]《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雲：“（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可見孟子的思想與《詩》、《書》及孔學有直接的淵源關係。到春秋時期，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變革及動盪不安，天命神權的思想更加動搖，產生了重民輕神的思想。而生活於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將上古社會的重民愛民思想整理爲一套學說，這套學說以“仁”爲核心，意在通過“正名”恢復周“禮”。孔子講“仁者愛人”（《論語·顏淵》），而“仁”又是“禮”的內在依據，“禮”是“仁”的外在表現。他認爲：“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孔子的“仁愛”強調主觀的道德修養，是內聖之學。他認爲，“仁”的標準是“恭、寬、信、敏、惠”，“恭則不悔，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他提出實現仁的簡易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所以其弟子曾參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孔子還說，能夠“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孔子的“仁愛”精神推及社會，“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即爲外王，亦即“德政禮治”。其特點是倫理和政治相結合，政治倫理化，要求統治者“爲政以德”，以德教爲本，德刑相輔，寬猛相濟。孔子還反對厚斂、攻伐與獨裁，要求統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謂“政者正也”（《論語·顏淵》）正是對統治者提出了嚴格的道德要求。“正名”是實現“禮”的重要途徑，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而“正名”的依據是周禮，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以恢復社會的和諧有序的狀態。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既有開創性的一面，也有保守性的一面。
時隔百餘年之後，生活於戰國中後期的孟子（約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04年），由於時代不同及學術發展的原因，極大地充實和發展了孔子的仁愛學說及德政主張，從而超越了孔子。孔子的仁愛更多的側重於倫理意義，政治上企圖恢復舊的統治秩序，表現得有些保守。而孟子立足“以民爲本”的原則，將其更多地應用於政治之中，以內聖之學開啓了外王之道，如其言得民心（亦即王天下）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矣。”（《孟子·梁惠王上》）他對梁惠王、齊宣王、滕國公都說過仁者無敵的道理: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民矣。地不改闢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孫丑上》）“苟興仁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同時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反映了民衆的心聲和現實社會的要求。進而提出了豐富而具體的“仁政王道”思想——-這也是孟子政治學說的中心思想。
首先，時代不同是孟學超越孔學的必要原因。孔子之時，雖諸侯爭霸，社會混亂，禮崩樂壞，周禮名存實亡，但周天子依然是天下共主，周代的制度、文化發揮着相當大的影響。孔子企圖恢復周禮，使社會安定，但他反對一切戰爭，尤其反對諸侯爭霸，以下犯上。面對時代課題，孔子更傾向於採用一種和平漸進的社會改良而反對革命的方法。這也由其時代所決定。而孟子之時已是戰國中後期，春秋五霸演變爲戰國七雄，攻侵不輟，規模更大，社會棄仁義而貴戰爭，用詐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孟子·離婁上》），人民生活於“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妻離散，莫得其命”（《戰國策》）的悲慘境遇之中。面對時代提出的新課題，法家提出富國強兵之術，主張以武力雄霸天下；而墨家主張“兼愛”、“非攻”，思想活躍，世稱“顯學”；楊朱、老莊反對政治，強調“爲我重生”、“自然無爲”，影響也很大；而孟子立足於民，懷着悲天憫人、淑身淑世的救世情懷，提出一套“行仁政、王天下”的政治主張，並且以博大精深、睿智圓通的理性之思爲此作了合理的論證，從而形成一套純粹的哲學思想體系。“孔子未經展開的儒學基本精神和主道性原則發展爲一個結構嚴謹、邏輯性強，經過充分論證的嚴密的思想體系，並把其直接應用於戰國中後期的社會現實，干預生活，改造世界，尤其是指導現實的政治，回答時代的課題，因而具有強烈的實踐功能。” [2]與孔子一樣，孟子也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學說，曾到過齊、宋、鄒、魯、滕、魏等國，但各國國君都不能接受和實行他的“仁政王道”思想，這由其崇尚武力、急功近利的時代性格所決定。晚年的孟子不再出遊，而是和弟子們從事著書立說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