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先秦各家學說中，對於知識和智慧一直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正如余英時所指出的，始終存在着重智與反智兩條線索，而且，這兩條線索不僅存在於儒、道、法等不同的派系之間，也存在於內部。
在道、法諸家中，對知則歷來表現出一種輕視乃至反對的態度。法家將思想中的愚民學說發揮到了極至。在《淮南子》裏，充滿了對智能的輕視和對於思辨的抹殺[1]：
夫先知遠見，遠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污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爲民化；神機陰閉，??? 無跡，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辨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故國治可與愚守也。（《齊俗》篇）
從儒家內部看，雖然將知識即向外的學習看作是成就的必要條件，但在仁智兩者之間，他還是有所偏重的。在孔子思想體系中，仁和智往往是成對出現的：“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仁和智代表生活的兩種不同的風格，但當孔子斷言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樂，智者利仁”（《論語·里仁》），一個人離開了仁既不能長期經受得起貧困，也不能長期經受得起安樂，他在仁、智中間偏重於何者就十分明確了。智必須由仁來維持，而爲了達到仁又必須有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語·衛靈公》））《論語》中的智，有時也帶有貶義地專指零碎的或無關緊要的知識，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有時，無智也可能具有敏於感受或靈活變通的意思：“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子罕》）；甚至智的對立面愚，也可在特殊情況下被當作內在力量的確證而博得讚許：“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到了孟子，在其心性之學中，幾乎完全忽略了智性層面，因而從總體上看，對知識則採取了一種較爲輕視的態度。《孟子》說：“所惡夫智者，爲其鑿也。”如果僅從傳統文獻來看，似乎在儒家主要人物中，唯有荀子對知識較爲重視。荀子特別強調學習禮義的重要性，極大地弘揚了孔子心性之學的智性層面，成爲後世重智主義發展的不可缺少的環節。荀子強調必須通過心的知慮工夫而知“道”，學習師法，認識禮義，用禮義節制慾望，節制情性，使正理平治，使個人化性起僞。不僅如此，荀子還具體論證了心知“道”的理由，提出了虛壹而靜，以達大清明的一整套認識理論，把孔子學詩學禮的智性思想大大具體化、理論化了。荀子遏制了孟子單純發展仁性理論的傾向，成爲孔子之智性與宋明聯繫的橋樑[2]。;
二、
揚雄思想中，一個最值得我們重視的現象就是他對智性的重視。在揚雄看來，“智”是成爲聖哲的必需條件。
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慾，入自禽門；由於禮儀，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法言》卷三《修身》）
在這段論述中，揚雄乃是模仿董仲舒的性三品說，將人分爲“禽”、“人”、“聖”三品，任由情慾驅使的乃是如禽獸般的下人，可由禮儀教化的是普通的中人，具有超絕衆人的智慧纔是聖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揚雄看來入聖的條件既不是孔子的生而知之，也不是董仲舒的生而有善，而是有高於常人的智慧。所以，要成爲聖人，就必須追求智慧和知識，做人的一個基本價值趨向即是“尚智”。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法言·問明》）
由此可見，揚雄將孔子心性之學中的智性層面發揮到了極至，由此建立起其知識論。在這樣的背景下，揚雄將智視作是成聖的必要甚至是唯一的條件，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驚訝。但郭店楚簡的出土，使得我們清楚地瞭解到，“獨智入聖”這一觀念並不是揚雄的獨創，它乃是儒家子思學派的一貫主張。在郭店楚簡中，智往往是與聖緊密聯繫的一對範疇。《六德》篇雲：
何謂六德？聖，智也；仁，義也；忠，信也。聖與智戚矣，仁與義戚矣，忠與信戚[3]。
《五行》篇雲：
聞君子道而不智（知），其君子道也，謂之不聖。見賢人而不智（知）其有德也，謂之不智。見而知之，智也；聞而知之，聖也。明明，智也；虩虩，聖也[4]。
可見在子思學派中，一直存在着將高度的智慧視之是成聖的必要條件這種觀念。這一派的學說顯然在漢朝還有着巨大的影響。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中有《五行》一篇，與簡書《五行》大致相同。又有《四行》篇，其雲：
聖，天知也。知人道曰知，知天道曰聖。
子思學派的知識論和觀，顯然也深刻地影響到了揚雄。
揚雄的知識論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在知識的對象上，不侷限於人生論範圍，而以自然＝宇宙爲研究的對象，這表現出從儒家傳統思想中獲得了相對的解放。我們知道，孔子在中術史上前無古人地創立了學問的體系，知識的界限問題，也由其原則地規定起來。孔子知識論的對象，即他在言語中常提到的“文”，包含了二義，一是禮樂制度，一是道德的.規範。孔子極少注意自然宇宙方面的知識，所有宇宙觀的重要範疇，在孔子思想中幾乎全然沒出現。《論語》言“學”言“知”都限於人事範圍，而不以自然爲認識的對象，《論語》中凡涉及自然界事物時，皆是比喻或象徵，而非研究的對象，它不是以自然爲知識對象而發現其規律，乃是依古代直觀的自然知識爲媒介而證明人事範圍的道德規範。揚雄接受了道家的影響，十分注意探索自然宇宙的根本規律，其《太玄》便是對於自然宇宙總的規律的根本把握，《太玄·玄瑩》篇說：“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故不攫所有，不強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則虧。”在揚雄看來，唯有從客觀世界出發，世界觀纔有根據，纔可成爲偉大的體系。因此，在揚雄看來，所謂智，首先是感官接觸事物而產生的感覺，有了這種感覺纔會有智慧與知識，其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