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作人自詡爲儒家,但其中庸思想又並非照搬孔孟之說,而是經過理智的自我篩選與過濾。與孔孟的中庸之道相比,周作人的中庸態度帶有強烈的個人特色。中庸對於周作人來說,既是一種思維方式與處世態度,也是一種審美行爲與個人涵養的確固。
關鍵詞:中庸;認知;選擇
周作人在1908年《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中,曾表現出強烈的反儒思想,然而,二、三十年代後,卻逐步親近並標榜儒家,甚至以儒家自居,與日本作家片岡鐵兵的文字論戰,也源於其鼓吹了儒家思想。那麼周作人所標榜或說所信奉的儒家是否即在中國幾千年來佔統治地位的孔孟之說呢?通過對其大量文章的研讀,則又不一一盡然。試以其中庸思想與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一比較,探討周作人對儒家思想的認知和選擇。
中庸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何謂中庸呢?所謂中有“中正”、“中和”兩層意思,所謂庸,即是用,即是常。因此中庸就是把“中和”與“中正”當作常道加以運用。中庸之道要求:第一,處理任何事情都必須牢牢地把握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恰到好處的中正處,做到“允執其中”。(《堯曰》)第二,將兩種或兩種以上正確的行之有效的原則,思想、策略、方案等,妥善地加以調和,使它們相互融通,相互補充,相互制約,達到亦彼亦此的中和狀態。在孔子看來,“中庸”是德之極致,即“至德”。“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
如何達到“中庸”的境界呢?孔子認爲“知”能使人的行爲適中合度,而至於中庸。儒家的“知”包括知天命、知禮與知人,此三者都是對人的“知”。“知天命”是對自我活動限度的“知”,“知禮”是對人生行爲規則的“知”,“知人”是對他人的“知”。這不僅僅是一種對事物及其性質的認識,也是從道德上對善惡是非所做的辨別。
周作人承認自己是一箇中庸主義者,肯定孔孟的中庸之道更適合中國國情,並且合於生物之道,即自然之道。“我最喜歡中庸主義,覺得在那裏也正是適切。” [1]認爲儒家中庸的人生觀一直佔着勢力,是一個很好的木本水源,“從這裏可以長出健全的藝術以及生活來,將來的文學自必沿着這道路前進。” [2]故大力提倡中庸之道。
但他又否認其思想源自孔孟。“我自己是個中庸主義者,雖然我所依據的不是孔子三世孫所做的哪部書。” [3]實際上,周作人提倡的中庸似乎是作爲一種策略出現的,更有其針對性,他說“我真相信如中國保持本有之思想(這裏指儒家的中庸)的健全性,則對於此類意思理解自至容易,就是我們現在也正還是託這芘蔭,希望思想不至於太是烏煙瘴氣化也。” [4]這話表明了周作人所持的中庸論是就當時中國思想界的現狀有感而發的,他欲以中庸的態度來抵制社會上思想的某些混亂與偏執。這種中庸是作爲應對之策而出現的,更多地是爲了表達對社會上某些極端傾向的反對。
周作人不承認有什麼第一因或終極本體,他認爲,中國歷史上根深蒂固的一元本體論使人非此即彼,偏執獨斷,養成了僵化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極易走向極端與過激,對歷史和現實缺乏必要的理性觀照,而所謂“絕對”與“徹底”又是決不可能的事。“中庸”本身可算作一種不徹底的態度,而不徹底不失爲一種極具生命力和調和力的人生態度,它看似簡單易行,實則難以把握度的分寸。因此他的中庸論消解的正是那種認爲世間有一種超絕客觀真理的執著偏見及變相的獨斷論。
儒家認爲達到中庸的途徑包括知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