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議會,通過了一份世界倫理宣言的解釋性文件,簡單明瞭地闡述此前圖賓根世界宗教議會寫成的《世界倫理宣言》的宗旨。在這一文件中,有兩點被加以特別的強調。其一是“我們堅信,有一種不可動搖的、無條件的準則,適用於一切生活領域、一切家庭和團體、一切種族、國家和宗教。”這是一種對普世倫理的存在證明的信念。其二是“在各種宗教的教義中存在着一套共同的價值,而這正是世界倫理的基礎”。這是一種對普世倫理據以建立的深厚基礎條件的確認。[1]這兩點應當是致力推動形成世界倫理或普世倫理(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ｏｆｗｏｒｌ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ｔｈｉｃ)的人士的觀念動力。對此,代表不同倫理文化傳統的學人,有着不同的反應。[2]但是,以對文化傳統中倫理基本價值的共同性追溯具有的理論意義,以及對多元化社會時代倫理實踐的共同關切而言,探討普世倫理的可能性,是獲得了普遍認同的。本文,正是在這種認同的基礎上,以中庸爲題,爲普世倫理的致思提供一得之見。重提中庸:以普世倫理爲座標中庸,是中西文化“軸心時代”的重要思想家所闡釋的核心理念之一。“‘中庸’概念的中國提出者是孔子,它的古希臘的啓示者是柏拉圖。孔子和柏拉圖之後,這一概念分別在子思和亞里士多德那裏有過各盡其趣的詮釋。”[3]柏拉圖指出“需要‘中’的原則以論證絕對精確的真理”。[4](Ｐ75)而記載於《論語·雍也》篇的那段孔子所說的話,更爲人耳熟能詳:“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5](Ｐ91)承繼柏拉圖思想的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和《尼各馬可倫理學》中都專門對中庸作了深入分析。與之同趣,孔子的孫子子思則撰有《中庸》,從道德形上學和政治學兩個層面詮釋中庸。
但是,作爲一種開啓倫理傳統的核心理念,“中庸”卻蒙受了知性的與實踐的雙重誤解。從古典觀念史線索上看,“中庸”後來逐漸失落,演變爲一套一套的“一曲”之見。“中庸”的觀念追求,逐漸湮沒了。從其現代理解上分析,人們在知性探求時,大致將中庸理解爲一種折中主義,以爲其並無什麼高明之處。而在其實踐功用理解上,也大致將其定位爲一種調和社會或階級矛盾的方式。這更強化了中庸在觀念演變史上的失落。
在對古典觀念理解的確當性要求驅使下,當代學者對中庸的理解,漸趨合理。就中國古典思想傳統的根源性追究而言,史家錢穆先期刊布的《中庸新義》與海外新儒學家杜維明後來撰著的《中與庸:試論〈中庸〉》,相映成趣。前者,從《中庸》文本出發,扣合自己對宇宙運行、人生情態和社會政治狀況的理解,提要鉤玄,對“中庸”的深層思想蘊涵,加以挖掘。後者,以《中庸》文本的詮釋性研究,凸顯《中庸》要求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它對社羣關係的深入抉發,以“誠”爲中心的道德形上學的豐富意蘊,從而,對以“中庸”爲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加以了闡揚。[6][7]而研究西方倫理思想史的專家,對亞里士多德“中庸”觀的分析,也走出了單純的知識外部解釋窘境。不單是不輕率地將亞氏的“中庸”觀視爲調和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階級矛盾的產物,還要求將亞氏的中庸思想與政治上的調和主張區別對待,並對亞氏倫理思想的核心觀念“中庸”,給以較爲肯定的評價。[8][9]就比較思想史視野而言,有論者指出“中庸”觀在中西思想“軸心時代”的不謀而合,對“中庸”作爲德性,之不同於古典中國諸如仁、義、禮、智、信及智、仁、勇這些具體德目,不同於古典希臘智慧、勇敢、節制、正義一類具體美德的特質,加以了確認;並且準確地指出,“中庸”不能被理解爲“中間”、“中等”的同義語,而是指美德或技藝做到恰如其分或恰到好處的那個“度”。[3]這種從根源性和確解性上所作的“中庸”詮釋,無疑爲中庸的現代創造轉化,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