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知道，“政治與理性”這樣的題目聽上去有點自命不凡。但是，它自命不凡的原因正是它自命不凡的籍口。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思想一直不遺餘力地批判政治結構中理性的作用或理性的匱乏。因此，我再一次撿起這個龐大的話題就顯得極不恰當。然而，這麼多先前的嘗試也是一個保證，它保證任何新的冒險比先前的也差不到哪兒去，而且不管怎樣大約也和以前的一樣幸運。
在這樣一個旗號下，我的困窘之處在於我只能提供一個梗概和不能完成的草圖。哲學很早以前就不再致力於彌補科學理性的無能，哲學也不想再完成它的宏偉大廈了。
啓蒙的任務之一是大大擴展理性本身的政治權力。但是十九世紀的人們很快就開始疑惑，在我們的社會中理性是不是已變得過於強大。他們開始擔心，在一個傾向理性化的社會和針對個人及其自由權利、種族及其延續的某些威脅之間，存在一種關係，他們搞不清是不是存在這種關係。
換句話說，自康德以降，哲學的作用就是防止理性越出經驗給定物的界限；但也是從這個時候起——即從現代國家、從對社會的政治管理髮展之日起——哲學的任務也同時是對政治理性的過度權力保持警覺，這樣一種未來的生活更能給人以希望。
這種平凡的事實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平凡並不意味着這些事實不存在。對平凡的事實，我們要發現——或者竭力去發現——什麼特別的、或者原初的問題跟這些事實聯繫在一起。
理性化和政治權力的過度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我們無需等到出現了科層制和集中營才認識到存在這種關係。但問題是：如何來處理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
我們要“審判”理性嗎？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比這麼幹更勞而無功的了。第一，這一領域和有罪或無罪無關。第二，把“理性”當作無理性（non-reason）的對立面毫無意義。第三，這樣一種審判會使我們掉進一個陷阱：扮演理性主義者或非理性主義者（irrationalist）武斷且乏味的角色。
我們要考察這種現代文化所特有的、源自啓蒙的理性主義嗎？我想這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某些成員的做法。我不想討論他們的著作——這些作品非常重要，也很有價值。我建議採取另外一種方式，考察理性化和權力之間的聯繫。
1．明智的方式或許不是把社會或文化的理性化當作一個整體，而是分析理性化在幾個領域的過程，每個過程都基於某種基本經驗：癲狂、疾病、死亡、犯罪、性，等等。
2．我認爲“理性化”是一個危險的說法。人們在試圖對什麼事情進行理性化的時候，碰到的主要困難不是考察它們符不符合理性原則，而是去揭示它們運用的是哪種理性。
3．儘管啓蒙在我們的歷史以及政治技術的發展過程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但是如果我們想理解我們如何陷入自己的歷史，我們必須溯及一些更爲遙遠的過程。
這就是我先前的作品中的“脈絡”：分析諸如癲狂、死亡、犯罪、性這樣的經驗和幾種權力技術之間的關係。我目前研究的是個體性問題或者本身就等於“個體化權力”的問題。
大家知道，在歐洲社會，政治權力趨向于越來越集中的形式。數十年來，歷史學家一直在研究國家及其行政管理和科層體制的組織方式。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