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中的政治與政治中的學術

學術中的政治與政治中的學術 首先，在巴赫金自己思想學術活動的環境中，政治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並且後者內在地影響和制約着他的學術活動。在巴赫金進入思想學術領域之際，正是俄羅斯社會天翻地覆的時候。十月革命使他未能讀完大學，革命初期的困難使成千上萬的人處於凍餒之中，爲了活命不得不離開彼得堡到涅維爾以及維捷布斯克謀生，正是在那裏，他結識了影響自己大半生、後來被稱爲巴赫金小組的那一批年輕朋友，並在與他們的切磋砥礪中形成了自己那些最重要的思想：關於康德、柯亨的哲學、美學，以及自己具有存在主義傾向的倫理哲學。1924年到1928年對於巴赫金也是有決定意義的幾年，在這幾年，巴赫金以朋友的名義出版了一系列論著，這些論著從選題到核心觀點都明顯地與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氣候有密切關係，批判形式主義，批判弗洛伊德主義，批判幾種當代西方語言學理論，從社會學的角度闡述文學形式、語言和心理構成的本質，等等。即使是以自己名義出版的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的著作，也滲透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視角；而30到4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權威意識形態的影響仍然明顯存在，就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關於拉伯雷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民間文化關係的研究，也明顯地留下了列寧關於每個民族都有兩種文化理論的影響，這最強烈地體現在他著作中對民間文化沒有批判的帶有強烈烏托邦色彩的闡釋。這些論題、角度、學術立場的選擇，都與特定政治和意識形態背景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這種政治和意識形態背景對學術論題、角度和立場的影響，自然會影響到巴赫金學術成果的內涵。儘管巴赫金明確宣稱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論著的許多基本內容卻留下了馬克思主義的明顯痕跡，許多基本觀點甚至表述都帶有馬克思主義的明顯印記，即使不算以麥德維傑夫、沃洛希洛夫等人名義出版的、帶有強烈的當時蘇式馬克思主義色彩的對形式主義、弗洛伊德主義、西方几種語言學流派進行批判的幾部論著，僅以最能代表他自己學術立場和觀點的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和拉伯雷現實主義問題的兩部論著而言，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表述和觀點也比比皆是。例如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的著作中，“復調”與“獨白”是兩個核心的概念，前者用來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藝術特點，後者則用來描述與之相反的小說的藝術特點。這兩個概念的運用，在許多學者那裏，完全可以限制在文本分析的範圍之內，也就是說，完全可以用這兩個概念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文本本身的藝術特點進行深入細緻的分析和描述，以構成一部傑出的學術論著。但巴赫金卻不是這樣。他在該書中的整個闡釋思路是：以“復調”概念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藝術特徵，同時，將文本的藝術特徵與作者的世界觀分析結合起來，指出，只有建立了一種“多元世界觀”的作者纔可能創造復調小說，而“一元世界觀”的作者則只能創作出“獨白型小說”，因此，作者的“多元世界觀”是復調小說得以產生的基礎。巴赫金進而提示，只有一個存在多種對立意識形態的開放社會，才能爲作者“多元世界觀”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條件，而這個社會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古代專制和封閉的社會形態中，是不可能也不容許多種意識形態共存並在的。所以，復調小說的社會基礎只能由資本主義社會提供。這種基本的分析思路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分析模式究竟又隔了多遠呢?
　　至於論拉伯雷小說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民間文化關係的著作，在內涵上受到列寧關於每個民族和時代都有兩種文化，即人民的、具有民主精神的文化和統治階級專制僵死的文化的論述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列寧看來，前者是文化的精華，而後者是文化的渣滓。那麼，民間文化本身是否也有消極的東西呢(這種消極的東西並不僅僅是統治階級文化傳染和滲透的結果，而是民間文化天然攜帶的文化基因)?列寧對此迴避了。而巴赫金論拉伯雷著作的一個基本論述思路是，拉伯雷小說繼承的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甚至古希臘羅馬以狂歡節文化爲核心的民間文化傳統，拉伯雷作品到處充滿着狂歡文化的印記和精神。拉伯雷小說的“怪誕現實主義”特徵的根源正在這裏。而這種民間文化與中世紀的教會文化、官方文化和文藝復興以後建立的理性文化有根本的區別，後者是專制的、克板的、腐朽的、反人性的、缺乏活力的、形而上學的，而前者恰恰與之相反，是民主的、充滿生命力的、靈活開放的、人性的、充滿辯證法的，在這種基本觀點的基礎上，連民間文化中那些一般人認爲是粗鄙的、生物性的、下流的、放蕩的、縱慾的成分，在巴赫金的闡釋中，也獲得了正面的價值。這種對民間文化、進而對拉伯雷小說相關特徵和內容不加批判、毫無保留的肯定和完全理想化的闡釋，很明顯是與列寧的相關論述息息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