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善通約：倫理政治的觀實起點是對人治的高度信賴
倫理政治理論建構中，早期階段的四位政治哲學家，對人性都表示關注。尤其是孟荀對人性的論述，更凸顯了人性論在其理論構造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至少從理論表象看，他們的人性預設，有極大的差異。孔子較少言性，以致學生“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孫丑》），孟子道性善，荀子說性惡，董仲舒則對性的層次劃分表現出更大的興趣。僅就四人言性的特點而言，似乎其人性主張相差過大，實在難以說他們的人性論還有相當一致之處，還有爲倫理政治提供可以相互打通關節的理論功用。表象之矇蔽人，常誤導人下出表象化的判斷。其實，深入追究一下四人的人性論說就不難發現，善，構成爲一個最大公倍數。向善的集結，以善的通約，在四人的言述中，可謂一個表面分歧之下的共同歸結、一致特性。
孔子對人性問題的關注程度較低。一部《論語》，僅有一句直接談性。而且也只是簡單地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爲此，有兩點需做確認，其一，孔子對人性問題的忽略，是一個合理的忽略。原因在於，他的關注焦點是怎樣用一個互補的架構，同時收拾人心秩序，整頓社會秩序。其二，孔子少言性，但並不等於對“仁者愛人”的人性依據懸擱不顧。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八字上推展開去，以孔於的基本主張進行進一步的解釋，是可以確定孔子的人性論趨善的思想傾向的。一方面，性與習對舉，證明性是先天獲得的，而不是後天習得的。而孔子所倡導的仁，恰可被視爲對人之天賦秉性的一個抽象歸納。因爲，仁者，“從人從仁，古文仁從千心”。（許慎：《說文解字》）可知仁是對共同的人的特點的一種概括，而這種共同特點，又因爲具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性質，可知是一種人本有的特性，否則人無論怎麼想具有，也不可能。其二，仁的解釋中間包含的先天性質，發子外，表現爲“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見，它是善的，而不包含惡的雜質。而對習得之不仁，人亦能根據仁而惡之。孔子的這一思想傾向，自然是他倫理政治的祈求所註定的。
孔子的人性言述，畢竟要經過一番推導，才能凸顯其底蘊。而孟子以“私淑孔子”領會得孔子精神，因而，以良心說性善，最直接而又最貼切地揭示了倫理政治的人性要求。在孟子思想中，性善既是言人性的起點，同時又是論政治的根據，並且還是向人的尊嚴迴歸的據點。就前者而言，他以“不忍人之心”的普遍性爲一個基本的設準，以善性四端內置於人心爲倫理規範的原始型態，以對物之性與人之性的特質分辨爲性善論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持，從而，以救孺子的生命內在敬畏與同情，證得人性之善。就居中一點而論，“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的良心善性，本是一種良知之智、良能之具，爲人擴而充之，可成大丈夫：爲君擴而充之，可成就仁政。而這種擴充，由於是救治人“放失”之心的必然選擇，也由於是人與禽獸之別的根本標誌，更由於是“保四海”的充要條件，變成爲一種勢不可擋的人性發展趨勢。也正是在孟子那裏，對倫理政治內蘊效用的信心，達到了最頂點（“仁政無敵”）。由此明顯可見，人性善與倫理政治具有內在的親合關係，甚至是內在的一致關係。前存後在，前去後失。性善與不善，對倫理政治行與不行，至關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