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唯物史觀”爲焦點的論爭是歷史的延續
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以“唯物史觀”爲焦點的一系列論爭是歷史的延續，圍繞對“唯物史觀”的闡釋和理解、逐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入研究始終貫穿於馬克思主義傳播和發展的整個過程。
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景源研究員指出“唯物史觀”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重點，更是難點。他認爲，回顧學術史，以信仰唯物史觀自居的人並不等於徹底把握了唯物史觀的理論本質；認定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也不等於會用它來正確分析事物和問題；口頭上宣傳唯物史觀，實際上可能還固守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釋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認歷史唯物主義，但不瞭解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合理形態的辯證法。揭示歷史發展過程中有關唯物史觀的認識，對我們今天準確理解“唯物史觀”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參考價值。
回到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早期，中國人民大學張立波副教授指出，當時恰逢思想自由時期，因而招來方方面面的批評。一開始唯物史觀就沿着兩個向度展開：一是對唯物史觀本身的批評；二是對唯物史觀在中國的適用性的批評。但是，針對各種批評，信奉唯物史觀的人們也做出了種種辯護。可貴的是，此時圍繞唯物史觀主旨和特徵所做出的批評與辯護，已經蘊含着唯物史觀偏重物質因素、凸顯經濟的決定性、忽視倫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觀的時代侷限等學理性問題。對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早期歷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紹，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看待此後的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也有助於對唯物史觀的進一步研究。今天我們意欲對唯物史觀做出新的更爲深入的闡釋，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源頭，儘可能地瞭解當時的總體情況和細枝末節，從而幫助我們對唯物史觀研究在當今中國的走勢做出審慎而清醒的判斷。
近些年來，“唯物史觀”已經在學界的爭論中逐漸成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求是》雜誌社李文閣對這一爭論的過程予以綜合考察，並進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歷史唯物主義在今天引起廣泛爭論的原因。他認爲，對於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而言，歷史唯物主義從來就不是什麼“學問”，而是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理論武器。這樣一種理論定位使得歷史唯物主義與現實和革命實踐緊密聯繫起來，因而那些致力於無產階級解放的後來者就不能無視、越過這樣一種理論，必須根據時代進步“發展”之，根據形勢的變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於不同的“前見”、“偏見”，必然會有不同的認識和爭論。既然爭論在所難免，那麼我們如何看待今天這場有關“唯物史觀”的爭論呢?李文閣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們有關唯物史觀的討論置於唯物史觀產生以來的歷史長河中、置於時代的巨大變遷中來考量。從19世紀末到今天，關於歷史唯物主義主要發生了四次大的爭論：第一次是列寧和葛蘭西、盧卡奇、科爾施等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與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爲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之間的爭論；第二次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第二、三代代表人物與以斯大林爲代表的蘇聯教科書派的爭論；第三次是以法蘭克福學派和薩特爲代表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以阿爾都塞爲代表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和以科亨爲代表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爭論；第四次是在中國發生的在主張改革的反教條主義者與反對改革的教條主義者之間的爭論。前三次爭論是圍繞着“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個問題展開的，在中國發生的第四次爭論則是圍繞着“中國的發展道路”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展開的。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問題有兩個前提性的理論問題需要解決，這就是“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和“什麼是社會主義”。今天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爭論實際上主要是圍繞這兩個理論問題展開的。
從以上的探討可以看出，對於當前我國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討論，我們應該用長遠的眼光、廣泛的視界來審視，不僅應將其置於歷史上幾次爭論的背景中予以關注，更重要的是將其看作是我們當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要求我們在學術研究中自覺地融入歷史和現實的視野。
二、“唯物史觀”在當代的新闡釋和新發展
以“唯物史觀”爲焦點的論爭在當代呈現出來的整體趨勢可以用一種總體性面相來概括：重釋歷史唯物主義，正是在立足當今中國現實、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釋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出現了各種觀點的交互碰撞。無疑，異彩紛呈的觀點共享着一個前提：不滿足於現有國內外學者有關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部闡釋。
馬克思有關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並非呈現爲概念清晰、邏輯嚴謹、完整系統的現成體系，因此重新闡釋歷史唯物主義，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馬克思經典文本的解讀。北京大學聶錦芳教授運用其馬克思文獻學研究的豐富成果，重點解讀了《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最後部分的十八個段落。他的具體方法是將原來的段落順序打亂，以文本中反覆出現的核心範疇“現實的個人”、“共同體”及其相互關係的辨析爲線索，重新組織其論證層次和邏輯結構，從而獲得了馬克思有關“現實的人”與“共同體”關係的新見解：“現實的人”是社會存在的前提，但是在歷史的演進中社會的主體卻不是“現實的人”而是他們所屬的階級；每個個人迫於生存條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約而形成共同關係，進而結成共同體，但其個體和自由卻又受到了共同體的制約。從“現實的個人”的角度來衡量和檢視社會，也即以“現實的個人”的個性和自由是否得到顯現及顯現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動”是否參與以及參與的程度來關照歷史，將會非常鮮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體”、“現代市民社會”、“自由人的聯合體”的變遷軌跡。只有個人的“自主活動”參與、滲透到生產交往形式交織而成的社會結構中，才能實現上述三種社會形態之間的真正轉變。這種有關馬克思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從更大範圍來說，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不僅是社會歷史理論探究的重要議題，而且是關乎每一時代個體生活態度、行爲以及社會發展的價值導向問題。還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後，對“現實的個人”與“共同體”關係的思考一直是馬克思社會實踐和理論建構的中心線索。因而，回到文本尋找馬克思歷史的、邏輯的論證與當代實踐的內在關聯，必然是一件既有現實意義而又緊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