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格爾對形而上學與科學進行綜合的企圖失敗之後，歐洲哲學開始爲純粹理性尋找其他的出路。這種尋找構成近代哲學向現代哲學的過渡，或者也可以說，構成現代哲學的一個基本開端並且成爲它所包含的一個貫穿要素，從而使十九世紀以後的哲學以新的面貌突出近代哲學。
自18世紀末至19世紀末，這種尋找的結果已在以下幾個方面上羅爲明顯的表露出來：後期的謝林與叔本華試圖爲邏輯理性設定界限；而尼采哲學則甚而宣告論證理性的終結；基爾凱戈爾與馬克思力圖直接從生存和實踐的層面出發來理解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孔德和米勒則希望用經驗實證的方法來解決純粹理性的難題；此外，絕對不應忽略的是，威廉·封·洪堡此時已處在理性向語言的過渡之中。而威廉·狄爾仄——這是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課題所在——則努力在歷史主義和解釋學之間找到一種歷史理性的立足點。
隨着“歷史理性”內涵的展開，狄爾仄或遲或早會面臨一個理論上或方法上的兩難處境。形成這個處境的最終根源在於傳統意義上的哲學意識與歷史意識之間的張力，或者說，在體系要求與歷史發生之間的張力。本文試圖追索這個線索並且試圖追問，狄爾仄是如何對待這個張力的；他是否能夠緩解乃至克服這個張力。
由於狄爾泰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歐洲哲學在從近代向現代過渡的過程中流露出來的基本思考趨向和態度，因而對此努力的考察或許不僅有助於對這個過渡階段的理解，而且也有助於對這個過渡的兩端的理解，即對近代和現代之基本性質的理解。
1．狄爾泰的哲學觀念
狄爾泰燕不是一個嚴格、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家，而是一個他自己所說的“精神科學家”。他一方面認爲，“如果不是緩慢的、不可阻止地發展出了歷史意識，如果沒有構成一種與自射意識處在完全另一種關係之中的精神科學，如果對改造的希望沒收有帶來對哲學本真功能的有力證實，那麼哲學已經處在喪失其使命的危險之中了”。另一方面，哲學只被狄爾泰看做是諸多世界觀形式和生活觀形式中的一種。由於“每一種世界觀都取決於歷史條件，歷而都是有限的、相對的”。“每一個世界觀都是真實的。但每一個世界觀都是片面的”（Ⅷ，2240。換言之，狄爾泰是把哲學當做精神科學的研究對象來研究，或者說，把哲學當做人類精神活動歷史的產物來研究。無論狄爾泰本人是否意識到，這種做法的長處和短處都在於，哲學的歷史發生性受到弘揚，而它的超時有效性則受到抑制。在這個意義上，爲黑格爾以思辨的方式所化解的真理的有效性和真理的歷史性之矛盾，到狄爾泰這裏則必定要成爲他一生所須面對的問題。
這個問題首先表現在狄爾泰對哲學本身的理解中。在其生前發表和未發表的著述中，狄爾仄都曾一再地談到“哲學的本質”。他對哲學的理解主要包含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從形式和方法的角度來看，哲學的兩個基本特徵在於它的“普全性”和“對普遍有效知識的要求”。與“普全性”相呼應的是這樣一種追求，即“聯結個別事物、創造聯繫，並且不顧個別科學的侷限而將這種聯繫加以擴展”（V，3460）。我們呆以在狄爾泰晚年寫給胡塞爾的信中看到這個意向在他學術生涯中的位置：“我一生的大部分都奉獻給一門普遍有效的科學，它應當爲精神科學創造一個堅實的基礎和內在在的整體聯繫。”而與“普遍有效性”相呼應的則是另一種追求，即“對最終論證的追求”：“對我們知識的論證的是自蘇格拉底以來所有真正的哲學家們所建設的哲學基本科學的最大功能。”（Ⅷ，224）這種追求具體意味着：“回返到論證之中，直到哲學奠基的最後一個點被達到。”（V，346），正是由於狄 爾泰將哲學的形式特徵理解爲論證方法，他也因此就劃定了哲學相對於其他世界觀（藝術和宗教）的界限：它是分析的、發現的、論證的、而非創造的、構建的、理解的（參閱：Ⅷ，87ff，17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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