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希臘哲學；城邦制；方法論
一、孕育古希臘哲學的社會環境
從政治身份的角度劃分，雅典城邦由兩部分人組成：自由民和公民。自由民一般來自外邦，沒有參與城邦政治的權利；公民有權參與城邦政治，而且其掌握政治權力大小的依據是擁有財富的多少。從擁有財富的角度劃分，雅典城邦的人也分爲兩種：窮人和富人。“在這個以財富劃分等級的社會中，公民之間除了財產以外沒有很明顯的界限。”[1](p29)因此，公民與自由民之間、富裕公民和貧窮公民之間的矛盾構成了雅典城邦社會中的主要矛盾，而解決這些矛盾的手段是通過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是雅典最高的權力機構，城邦中幾乎所有重大的事務都要在公民大會上進行討論和表決。也就是說，一項決議是否通過取決於是否能夠取得與會公民中大多數人的同意。如何有效地保障制度的真正民主和正義始終是希臘哲人們探討的話題。
在圍繞如何管理城邦的問題上進行的思考和辯論中，產生了希臘哲學特有的思維方式和方法。正如法國學者讓-皮埃爾·維爾南指出，希臘城邦有兩個特點有助於辯證的思維方式和希臘哲學思想的產生，首先，“城邦制度意味着話語具有壓倒其他一切權力手段的特殊優勢”；其次，“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都被賦予了完全的公開性。我們甚至可以說，只有當一個公共領域出現時，城邦才能存在。”[2](p37)希臘哲人們藉助於對自然界的觀察和思考來認識人自身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來思考如何處理公民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何保障社會秩序。秩序的概念正是來自於對自然界有規律的運動變化的觀察和思考。“希臘人經由對自然、社會和社會制度所作的徹底且基本的分析而成了西方世界的哲學先師，與此同時，希臘哲學也成爲了人們考察整個世界哲學的一個顯微鏡。希臘思想家提出的一些假設和結論因日後的經驗和發現而未經受住時間的考驗，但是這些思想家用哲學的術語提出和討論人生的基本問題的方法以及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各種可能進路的方法，卻可以說是持之有效的。”[3](p3)
二、城邦民主政治給予的思想自由
希臘哲學最早誕生於米利都，這得益於那裏以小規模私有制和活躍的工商業爲基礎的城邦民主制。米利都位於伊奧尼亞地區的最南端，在公元前6世紀米利都是愛琴海文明區域最富有的城市，也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在這種富於激勵性的環境中，希臘發展了它對於世界最特殊的兩種禮物——科學和哲學。貿易的樞紐就是思想交換所，敵對習慣及信仰的摩擦場；由分歧產生矛盾、比較和思想；多種迷信相繼消失，於是理性逐漸開始。……埃及的幾何學和巴比倫的天文學進入了希臘人的思想領域。貿易和數學，外國商務及地理，航海及天文遂得攜手發展。”[4](p99)高度發展的城邦奴隸制經濟保證了一小部分米利都人有閒暇思考哲學問題。亞里士多德說過，從事哲學思考的兩個基本條件是閒暇和好奇心。[5](p29)米利都人的思考是自由的，因爲在希臘城邦的實際生活中，“不存在一種宗教的獨斷，這就有利於系統地表述和傳播在說明世界方面所作的哲學探索。同時，由於沒有建立在宗教權威基礎上的倫理學，實際可行的哲學就填補了這個民族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的空白”。[6](p4)這樣，民主政治制度下清新的空氣帶來了思想自由，希臘人自由地思考“世界是什麼”的問題，既不受傳統解釋的約束，也不受教士的訓誡和說教的約束。他們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他們的才智可以自由地馳騁。面對現實世界，希臘人並不逃避，而是進入其中進行深入地探討和研究。[7](p24-26)因此，自然界的發現、理性的邏輯推理、宗教的神祕主義都被他們引入到哲學中，用來思考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從而創造出了獨特的哲學體系和方法論。
在雅典，王權隨着民主制的成熟而被逐漸削除。哲學家放棄了對物質世界的研究，轉而關心與人類自身更密切相關的題目。[8](p233)由此，一個以依靠專門傳授論辯術爲生的智者團體應運而生。出現在雅典民主時期的智者是一羣職業教師，“他們周遊各地，收費教授思維和辯論術，爲青年人從事政治生活做好準備。”[9](p44)由於學生學習的目的是爲了在政治生活中取勝，於是智者力圖教給學生們如何用各種手段在論辯中壓服對方，混淆是非，使對方陷入各式各樣的謬誤之中。這樣，大家對真理的標準就產生了懷疑。另一方面，哲學前輩們在探究世界本原和變化等問題上各執一詞，這也使人感到似乎並沒有什麼唯一正確的知識。普羅泰戈拉正是在這種疑惑之上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懷疑主義觀點。“以前的思辨家曾經樸素地和武斷地肯定人類思想能夠把握真理，而智者否定有取得確實和普遍的知識的可能性”，這就迫使希臘的哲學家們從新的角度思考那“曾一時被人弄模糊而又不能再忽視的老問題：什麼是宇宙和人在自然中的地位？”[10](p42-48)以及“什麼是獲取知識的條件？”等涉及人類思想自身的問題。[11](p34)
三、古希臘自然哲學的特點
希臘哲學開始於公元前6世紀。從米利都的泰勒斯開始的早期哲學的主要興趣集中在“外部的世界，非我的世界，並未觸及到所提問題的心理層面。”[12](p3)到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時期，哲學把思考的重心轉向了人與社會。蘇格拉底的主要興趣在於正確的生活行止，蘇格拉底對於“德性”這種知識的追求，一方面導致建立哲學認識論的根據，另一方面使哲學活動領域有了新的擴大。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蘇格拉底的基礎上建立了完整的哲學體系。希臘化時期和羅馬帝國時代的哲學增加了宗教的因素，吸收了來自東方哲學的神祕主義的成分，並最終導致了古希臘哲學的滅亡。[13](p21-22)德國著名哲學史家愛德華·策勒爾指出，古希臘哲學“系統地表述了哲學的所有理論和實踐的基本問題……後來整個歐洲的哲學和科學，都是在這些基本觀念之內活動並至今仍在運用它們”。希臘的哲學家們“創立了哲學的主要學科，並形成了哲學所採取的一切典型形式。甚至中世紀的基督教教會哲學，即經院哲學，也不能廢黷它。”[14](p3)
早期希臘哲學最主要的特徵表現爲哲學與原始科學的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時期的哲學家研究的中心是“存在於自然中的萬事萬物及其變化的本原”，[15](p5)他們被稱爲最早的自然哲學家，因爲他們總是試圖從自然界中尋找問題的答案，正如策勒爾所指出的，“希臘哲學這一最早時期的顯著特點是哲學和科學的完全融合。在思辨與經驗研究之間不作任何區別。天文學和數學，以及自然知識中的所有部門，最初甚至還有醫學，都包含在哲學的範圍內，最後剩下被稱作科學的就是最初本身獨立存在的實用技藝。”[16](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