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合法性研究陷入的困境反映的其實是我們哲學史敘述的問題，如何試論中國哲學史的重寫?
在中國的傳統學術中並沒有哲學一詞。“哲學”，最早見於日本哲學家西周的《百一新論》，西周首先用哲學來翻譯Philosophy並特別聲明用它來區分東方的儒學。1902年，中國人在《新民叢報》上第一次將哲學用於中國傳統思想。20世紀以後，陳黻宸老先生在北大最先開設了中國哲學的課程。1916年10月，謝無量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系統、完整的《中國哲學史》。雖然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然而其合法性問題卻自誕生之初就飽受質疑，至今仍懸而未決。
胡塞爾、伽達默爾、黑格爾等西方哲學家都堅定地否認中國具有哲學，認爲東方文化中的人事智慧與西方所說的哲學截然不同。回顧中國哲學史的書寫歷程，作爲現代意義上的知識系統，中國哲學從出現開始就不斷向西方哲學本文由論文聯學習，自覺的靠近西方哲學的標準，以西方哲學的概念和方法，力圖建立起中國文化背景下卻不同於傳統哲學本身的話語系統和表述方式。
一、中國哲學史以西解中的歷史
20世紀後，最早在國內開設中國哲學課程的是陳黻宸老先生，其後有馬敘倫、陳漢章等，他們的教案相較之胡適、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在傳統學問方面可以說更具有系統性和連貫性，然而直到胡適、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哲學史》出版後，纔開出了中國哲學史書寫的先河，究其原因在於以胡適、馮友蘭爲代表的知識分子有着新的知識背景，能夠融攝西學，中國人希望通過對西方哲學的學習和比對，實現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的對接和轉換。
因此，中國哲學史書寫的早期，是一個不斷以西解中的過程。王國維在1903年發表的《哲學辨惑》一文就明確主張“通西方哲學以治吾中國之哲學”。[1]運用此方法論原則治“中國哲學史”最早的一組文章也是出自王國維之手。作爲早期哲學史書寫的代表，馮友蘭在1935年中國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的講話上提綱挈領，他說：“理性主義纔是柏拉圖以來西方哲學的正宗，中國最缺少理性主義的訓練，我們應當多介紹理性主義”。[2]提倡“中國哲學”必須理性化，必須由混沌而清晰，由零落而系統，由歷史上的語錄、札記、註疏、學案轉換爲現代意義上的論文、著作。
從此，中國哲學史的書寫進入到了以西解中的時代，人們的理論興奮點長期集中在如何按照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來改鑄中國哲學以使之具有現代形式上。雖然在與西方的交流中，中國哲學史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論述體系，然而無論是胡適、還是馮友蘭的劃分，都帶着鮮明的比對色彩，甚至爲了比附西方哲學，對很多觀點進行了過分的闡發，斷章取義，牽強附會。例如把惠施的“小一”變成“原子論”，陰陽五行當成了宇宙論，從《莊子·秋水》中“夫固將自化”一句的“自化”得出生物進化論的思想。在哲學史原料的選取上，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家也都與我們無緣，而翻開西方的哲學史，我們卻可以輕易找到修昔底德，蒙田甚至拜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