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顧頡剛是國際學術界最尊重的史學家之一,他“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受到各國中國史者的高度重視,他編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顛百科全書》裏有專門辭條。但是,長期以來,顧頡剛和他的理論在中國卻默默無聞。本文認爲層累造史理論不但對古代史,而且對近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義。作者試圖對這一理論作進一步。文章對新文化運動也提出了新的見解。
[關鍵詞]顧頡剛 史學理論 北京大學 新文化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指出,當時中國學術界發生了兩場具有重要意義的大辯論,一是丁文江發起的與人生觀的辯論,二是顧頡剛發起的關於古代的辯論。[1]在後一場辯論中,顧頡剛的中心思想是“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理論。這個理論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理論研究中最重要的創見之一,不但對古代史研究,而且對近代和現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義。
一、後來居上
在北京大學畢業後,顧頡剛留校擔任助教。後來因爲祖母病重,他請假南歸,併爲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寫歷史教科書,以維持生計。1923年5月,顧頡剛發表了給錢玄同的一封信和按語,明確提出了“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理論,在全國造成了巨大的反響。這個理論的基本,是認爲先秦的歷史記載是一層一層累積起來的,後人不斷添加新的材料,使它越來越豐富。顧頡剛說,這包括三個含義,第一是隨着時間不斷向後發展,歷史記載不斷向前延伸:“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2]
原來,人們按照記載,普遍認爲中國遠古的帝王從先到後有炎帝、黃帝、堯、舜和禹等。顧頡剛仔細研究了各種史料,發現在周穆王以前的所有文獻都沒有提到禹。禹最早出現於西周後期的作品中。而堯和舜出現得更晚,到春秋末年孔子才提到他們。在戰國時期,秦國的方士編造出一個黃帝,放到堯、 的解釋對禹進行推測是錯誤的。他說:他讀了錢玄同的回信,“知道說文中的‘禹’字的解釋並不足以代表古義,也便將這個假設丟掉了。”但是,他認爲,其他更有力的文獻證據仍然說明禹最初不是真實的歷史人物。[9]
禹是遠古的聖明君主,這是千百年來廣泛流傳的說法。顧頡剛突然說禹不是人,許多人都覺得是奇談怪論。有些學者發表文章加以反對。而更多的人根本沒看任何材料,只是口耳相傳,當作笑話。1935年,魯迅寫了小說《理水》,裏面講到一幫學者爭論大禹治水的。他抓住顧頡剛說話口吃等缺陷,作了一段滑稽的描寫:
“這這些些都是廢話,”又一個學者吃吃地說,立即把鼻尖脹得通紅。“你們都是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並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嗎[10]……?
在現代漢語裏,“蟲”是指蠕蟲和昆蟲之類。而在古代漢語裏,“蟲”還泛指所有動物,包括老虎(即所謂“毛蟲”)、飛鳥(即所謂“羽蟲”)和烏龜(即所謂“甲蟲”)等等。顧頡剛引漢代的《說文》,當然是用後一個概念。他自己也明確指出:“蟲是動物的總名(《大戴禮》中有羽蟲、毛蟲、甲蟲等稱謂)。言禹是蟲,就是言禹爲動物。”[11]具體地說,顧頡剛推測,它是類似蜥蜴那樣的動物。而魯迅講的“一條蟲”顯然是指蠕蟲。魯迅偷換了概念。顧頡剛從來沒有說過禹是一條蠕蟲。何況在《理水》發表之前,顧頡剛已經明確承認,根據《說文》的解釋對禹進行推測是個失誤。
魯迅是語言大師,經過他尖刻的嘲諷,顧頡剛顯得更加荒唐可笑。本來顧頡剛最重要的貢獻是 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先進的知識分子以理性作爲最高標準,對一切違反邏輯、經不起實證檢驗的觀點展開了猛烈的攻擊。《聖經》中歷史記載的真實性受到了懷疑和挑戰,古希臘、古羅馬歷史經典的可靠性也受到質疑。思想開放的歷史學家和其他學科的進步知識分子一道,幫助人們從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來。這個時代的史學被評爲“理性主義史學”,是啓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26]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鼓吹科學與民主。現在不少人說這個 ,同上書,65頁。
[7]同上,63頁。
[8]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同上書,67、69頁。
[9]顧頡剛《答柳翼謀先生》,同上書,227頁。
[10]魯迅《理水》,《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372頁。
[11]顧頡剛《答柳翼謀先生》,《古史辨》第1冊,225頁。
[12]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25頁。
[13]顧頡剛《自序》,《古史辨》第1冊,41頁。
[14]顧頡剛《自序》,《古史辨》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12頁
[15]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第1冊,60頁
[16]ＡｒｉｅｎＭａｃｋａｎｄＩｒｖｉｎＲｏｃｋ,Ｉｎ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1998.
[17]作爲史料,錄象、錄音帶和照片等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們也只是從某個角度、某個距離記錄事物,而不可能全面反映客觀情況。這些角度和距離的選擇,往往帶有攝影和錄製者的主觀因素。跟人的記憶一樣,音像材料也會丟失一些信息,它們的記錄也難免會失真。本部分對史料的評論基本上也適用於音像史料。
[18]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ｈｉｓＵ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Ｅｓｓａｙ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ｉｍｏｎａｎｄＳｃｈｕｓｔｅｒ,1966,ｐｐ.60-69.
[19]參看ＲｏｂｅｒｔＮｏｚｉｃｋ,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3,ｐｐ.168,173-175.
[20]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第1冊,59頁。
[21]李玄伯《古史的唯一解決辦法》、顧頡剛《答李玄伯先生》,同上書,268-275頁。
[22]ＪｏｈｎＬ.ＰｏｌｌｏｃｋａｎｄＪｏｓｅｐｈＣｒｕｚ,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ａｎｈａｍ: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1999,ｐｐ.8-10,36-37.
[23]顧頡剛《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冊,272頁。
[24]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同上書,101頁。
[25]關於大衛·施特勞斯“神話的解釋”,參看Ｂ.Ａ.Ｈａｄｄｏｃｋ,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Ｈｉｓｌｏｒ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Ａｒｎｏｌｄ,1980,ｃｈ.10.
[26]參看Ｊ.Ｗ.湯普森著,孫秉瑩等譯《著作史》下卷,第3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78-83頁。
[27]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一卷,一號,1915年。
[28]顧頡剛《自序》,《古史辨》第1冊,34頁。
[29]同上,31、42、79頁;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同上書,59頁。
[30]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