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先秦儒家的主體人格思想貫穿了以“仁”爲本的道德主體意識和實踐意識,注重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社會。今天研究先秦儒學中的主體人格思想,弘揚主體性倫理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孔子提出了基於仁道的主體人格即君子人格思想,他認爲這是我們常人通過主觀努力可以達到的理想境界和人格標準。孔子還提出了高於君子人格的聖人思想,他認爲這要受到一定客觀條件的限制,是常人難以達到的,所以對其論述不多。他的弟子曾參繼承併發揮了孔子的主體人格思想,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的聖德人格思想,把先秦儒家的主體人格標準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孟子則從孔子的仁學思想出發,並以人性本善理論爲支點,進一步提出“人皆可以爲堯舜”,使聖人成爲人人可以企及的主體人格追求。先秦儒家提出的主體人格思想,其現實意蘊就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理想人格的塑造,有利於人們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以真正的道德自覺去實現自我的同時也有利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孔子以仁學爲基礎的主體人格思想
孔子生活在“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春秋末年,作爲先秦儒學的創始人,他一生遊學列國,致力於“行仁義復周禮”,把實現“仁”德、恢復周禮作爲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目標。他說:“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孔子超乎前代最主要的貢獻,是把作爲“禮”的內核“仁”確立爲人生修養的理想境界和標準,並實踐“仁”道而用之於他人、用之於社會,救世救人,以此建立道德挺立的主體人格。
在孔子那裏,“仁”作爲修己完美的理想境界和標準,包括各種善德。孔子非常重視周禮,強調孝悌是人所應具備的基本道德品德。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孔子的弟子有若體會孔子關於“仁”的思想時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學而》)《論語》還記載:“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者,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這就是說,一個具備“仁”的人要有五種品德:保持恭敬和尊嚴,就不會遭到侮辱;待人寬厚,可以團結更多的人;言出令從,具有威信,這樣別人才願意爲你任用;勤敏就會有功績;善於給人們帶來實惠,可以使人盡力地工作。“克己復禮”也是“仁”的一個基本內容,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就是說,要達到仁必須在視、聽、言、動各方面均符合禮。總之,“仁”統攝了一切善德。“孔子以‘仁’爲根本,‘仁’是諸德之帥,他認爲自己所負的‘天命’就是教人爲仁”。[1]
孔子認爲,一個人在自身修養上均符合“仁”的道德規範,還只是做到了“仁者安仁”,能夠獨善其身。這遠遠不夠,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換句話說,就是要做到有體有用,體用一貫。他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取近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在他看來,所謂“仁之方”即修“仁”的方法,是“能取近譬”,也就是“推己及人”,把“仁道”從內推到外,從“修己”達到愛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自立立人。這纔是一個真正的“仁者”。
在仁學思想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了他認爲通過自身努力均可達到的主體人格,即君子人格標準。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標準,在《論語》一書中,“君子”一詞先後出現達一百多次。那麼,要做到怎樣才能符合君子的人格標準呢?孔子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拒。”在他看來,君子之道有三個:一個人的道德修養達到了“仁”的理想境界,他的內心會無比寬厚、包容,可以不糾纏於小的個人得失,故仁者不憂;一個有仁德修養並充滿了人生智慧的人,知道什麼纔是自己心靈所真正需要的東西,在面對財富、情慾和名譽的`引誘時,能夠保持內心坦然、寧靜而不迷惑,故知者不惑;君子以“天行健”激勵自己,具有勇往直前的力量,無所畏懼。除次之外,孔子還提出了一個更高的標準,他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就是說,作爲君子還要知天命,不知天命,無法成爲君子。那麼孔子所說的“知天命”,指的是什麼呢?孔子說:“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小人才會在人際糾紛中不斷地蜚短流長,而君子則更看重在自己的內心建立一種對大道的信仰和追求,這個大道就是孔子所說的天命。孔子還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所謂“下學”,即學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即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不怨天。可見,“知天命”關鍵在於一個“知”字,要能夠了解什麼是自己的天命。當自己能夠客觀認識命運中的窮與通,人世間的好與壞,知道這一切都很自然,那麼你就能理性把握,平靜應對。[1]孔子一生就是按照這一標準去切身實踐並完成了這一標準的,他在總結自己的人生軌跡時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爲政》)孔子認爲在“仁”之上還有一個“聖”德境界。所謂“聖”德,就是能夠“博施於衆而能濟衆”(《論語·雍也》)。要做到“博施”、“濟衆”,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孔子認爲這連堯、舜也是難以做到的。所以說,孔子把重點放在以“仁”爲基礎的君子人格標準。他認爲這一理想的道德標準並非高不可攀,只要經過一定的努力是可以達到的。他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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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孔子的主體人格思想始終貫穿了以仁爲本的道德主體意識和實踐意識,作爲一個“仁”者,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社會。孔子的這一思想,被他的弟子曾參進一步發展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學》之道,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有識之士。
二、《大學》自立立人達於至善的主體人格
《大學》是“四書”的第一本書,在中國儒學史上有着比較特殊的地位。《大學》的作者曾參,生活在春秋末期、戰國先期階段,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他是繼承孔子儒學傳統的中堅分子。在《大學》一書中,曾子繼承併發揮了其師孔子的以仁學爲基礎的君子人格思想。
《大學》開宗明義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曾子在該書中首先提出了“明德”、“親民”、“至善”這三綱。他認爲,學問的根本就在於要明白明德的修養,並把明德的修養看作是人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大學》)然後才能深入民間做好親民的工作,在“明德”和“親民”兩方面都達到極其圓滿的至善境界。“初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個人自立自修的學問。……也可以說是‘內明’之學。再由明明德到親民,纔算做到真正修、齊、治、平的功德,便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王(用)’之致用。”[2]不難看出,曾參繼承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以仁學思想爲基礎的主體人格思想。有所不同的是曾參把重點放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均達到圓滿的“至善”境界,因此把自立立人的主體人格重點放在孔子所謂的“聖”德標準。《大學》中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表現出了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修身”之前的綱目是“內聖”,之後則是“外王”,這明確告訴了人們從何入手才能完善自我和實現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