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慎獨，倫理意蘊，現代價值。
“慎獨”作爲儒家“入德之方”，是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範疇，歷代儒家從心性、功夫、本體等不同角度對這一範疇進行了詮釋，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慎獨”學說，至今依然浸淫於我國人文精神之中，尤其對國人的個體道德修養思想影響深遠。我們有必要重溫原典，返本開新，充分挖掘“慎獨”學說的現代價值。“慎獨”在歷史沿革中，詞義多有變化，但大體可以這樣理解：“慎獨”意指以敬天誠意爲本，不自欺，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向內保持發揮內心的'善念，通達天人合一，向外表現爲獨處而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一、道德主體性。
何以要“慎獨”？“慎獨”思想根源於西周初年的憂患意識。小邦周取代殷商之後，周人需要對其政權合法性進行理論上的論證。“殷人尚鬼”，這由商紂“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尚書·西伯戡黎》）可見一般。殷人因缺乏對天命的自覺而爲周人取代。而周人則認識到“天命不於常”（《尚書·康誥》）、“天命靡常”（《詩·大雅·文王》）、“天惟時求民主”（《尚書·多方》）。周人已認識到上帝選擇自己在於以德配天，能“克明德慎罰”（《尚書·康誥》），由此，這種理性的自覺爲周人繼承擴大，形成了一個包含“敬德”、“明德”等觀點的憂患意識。德從直從心，指直心而行的行爲，所以有凶德，也有吉德，“敬德”、“明德”則演化爲好的德行之義，進而指內化於心的德性。敬德指道德行爲的認真，而明德則指道德選擇的明智。這種憂患意識不同於原始宗教對鬼神的敬畏。在原始宗教信仰中，人由於恐懼、絕望而捨棄自我意志，任憑神的擺佈，還談不上行爲的道德性。而周人正是在對殷革夏命，兇吉成敗等現象中產生的洞見。這種洞見自覺到這些現象與周人的行爲密切相關，以及自身在行爲上的應負的責任。而這種試圖以自己的力量來突破天命的責任感或擔當意識促使周人具有了憂患意識，而這種憂患意識則顯示了原初的自覺，亦即“人文精神的躍動”［1］。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諸子百家基於自覺的人文精神而提出各種學說，試圖重建大同世界。尤其是儒家創始人孔子，奔走於各國，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正是這種自覺自爲的憂患精神的體現。儒家後學在《大學》、《中庸》中正式闡述了“慎獨”範疇，並把“慎獨”作爲正心誠意的重要方法。這種憂患意識不僅促使“慎獨”思想的形成，而且貫穿整個中華人文史，警誡人們謹小慎微，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
二、人性本善。
何以能“慎獨”？顯然要追溯到中國的傳統人性論。西周初，人文精神的自覺導引周人開始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主體性出現了。但周人依然將自己的行爲根源與歸宿指向天命，遠沒有達到在人自身求其根源的程度。這一任務將由儒家的思孟學派來完成。一般認爲孔子沒有直接言明性善性惡，但他以“仁”溝通天命和人道，提出“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穧述而》）實際暗含了人具有向善、爲善的潛能。《中庸》則爲這種能力奠定了形而上的根據。《中庸穧天命》開宗明義：“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朱熹注云：“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己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緊焉，所以遏人慾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2］。”
人爲天所生，人性亦與天道相通，率性而爲則可溝通人道與天命。但在人的意念初動時，需要時刻省察意念是出於性，還是出於人的慾望。“道”之須臾不可離，意味着無論在明處、顯處，還是在暗處、隱處，都須循“道”而行。孟子則以心善言性善，建立了性善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穧離婁（下）》）人之爲人的本性在於“幾希”，只要人人能擴充“幾希”，即性善的四端，人皆可以爲堯舜，所以他提倡集義養氣，依靠良知、良能來自覺自省。這實際上奠定了“慎獨”得以實現的人性基礎。人性本善，只要能時時誠心誠意，慎隱慎微，擴其善端，人人皆可成爲君子，乃至聖人。宋明理學家大都沿着這一理路或偏向外、或側重內來闡發其慎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