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見之明研究綜述(一)

【內容提要】後見之明指後見判斷（可得益於事件結果反饋的判斷）與先見判斷（不知曉事件結果時的判斷）的系統差異，其研究範式大體可分爲兩類，假定型設計和記憶型設計。後見效應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文章對後見效應的研究範式、研究結果、及其有關理論進行了簡要綜述，並對其應用價值加以評述。【摘 要 題】學術述評人們這樣調侃歷史學者：每當一個事件發生之後，他們總能找到若干理由，證明這一事件必然發生。事實上，豈但歷史學者，每個人（或許可稱作樸素歷史學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類心理偏向。人們都曾有這樣的體驗，覺得自己“早就知道”某一事件（如球賽、婚姻、選舉等）會出現何種結果。但是，如果有人宣稱自己“早知如此”時，別人往往會對其言談打個折扣，認爲他不過是個“事後諸葛”。Fischhoff最早對後見之明(hindsight bias)做了實驗研究[1]，在實驗中，他向被試呈現歷史畫片，比如，19世紀英國人與尼泊爾哥爾喀人(Gurkhas)戰爭的畫片。在先見(foresight)條件下，不將戰爭的實際結果告知被試，要求被試對4種可能結果成爲最終事實的可能性進行評定；而在後見條件下，告訴被試戰爭結果，然後要求他們假定自己不知道實際結果，對4種可能結果成爲事實的可能性進行評定。研究發現，後見條件下的被試，較之先見條件下的被試，對實際結果出現的評定更有把握。Fischhoff將後見之明定義爲後見判斷（可得益於事件結果反饋的判斷）與先見判斷（不知曉事件結果時的判斷）的系統差異。1　後見之明的研究範式及主要結果後見之明的研究範式大體可分爲兩類。一類是假定型設計(hypothetical design)，如前所述Fischhoff的研究，其方法爲比較兩組被試對事件發生可能性的判斷，一組被試不知道事件結果，另一組被試知道事件結果，但要求他他假定自己不知道；另一類是記憶型設計(memory design)，其方法是比較一組被試的初始反應和回憶反應，首先要求被試對事件某些可能結果作出一系列判斷，然後，讓被試知道事件的真實結果，再要求他們回憶原來的判斷。我們可以看到，假定型設計的實驗情境，很類似於歷史學者在事件發生之後進行評論（在此之前未曾置喙）；而記憶型設計的實驗情境，則類似於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某些事件作出預測，事件發生之後，又對自己先前的預測進行回憶評述。Hertwig、Gigerenzer和Hoffrage[2]認爲，上述兩種範式所研究的效應是有本質不同的。他們提議，將記憶型設計得到的效應稱爲“後見之明”，而將假定型設計得到的效應稱爲“早知如此”(know-it-all along effect)。但多數有關研究並未作此區分。後見之明在多項不同任務類型的研究中得到證實，這些任務包括對事件結果的確信程度判斷、二擇一判斷和數量估計等。這些研究所涉及的領域有政界選舉[3]、醫療診斷[4]、科學實驗結果[5]、經濟決策[6]、自傳記憶[7]和一般知識[8]等。從總體上看，後見效應的幅度很小（根據Christensen-Szalanski和Fobian Willham[9]的元分析結果r=0.17，信度矯正後r=0.25），但此效應極爲強固，難以消除。Fischhoff和Beyth[10]研究了人們對當前新聞事件的先見和後見判斷。他們在1972年尼克松總統出訪北京和莫斯科之前，要求被試對可能出現的諸多結局作判斷；在尼克松出訪後，再要求這些被試回憶其先前對每一結局的可能性判斷，看自己是否預測準確。研究發現，被試表現出明顯的後見效應：對於他們認爲已出現的結果，後見判斷比先見判斷所評定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對於他們認爲沒有出現的結果，後見判斷比先見判斷所評定的可能性更小。這就是說，即便是被試內設計，也同樣會出現後見效應。Fischhoff和Beyth[10]在實驗中，明確要求被試：“請再一次填寫問卷。這一問卷與兩週前測試所用問卷相同。寫出你當時對各種結果出現的可能性判斷”。在這種情境下，被試不會將後見判斷誤認爲對當前知識的評估，他們會把後見判斷看作是對先前知識狀態的準確回憶和重構。雖然指導語明確要求被試再現初始的可能性判斷，但並沒有減小後見效應。Davies[11]探討了先見判斷的提示對後見判斷的影響。Davies預期，在被試做後見判斷時，向他們提示其先見判斷時的想法，應會減小後見效應。在實驗中，被試首先閱讀某心理學實驗的程序，然後評定出現不同結果的可能性。兩週之後，主試向這些被試報告實驗結果，並要求他們再次評定實驗結果。研究雖然證實了Davies的預期，呈現其先見判斷的被試，其後見效應減小，但此效應不能完全消除。很自然，人們會將後見效應與被試的動機聯繫在一起。但如果認爲，被試之所以表現出後見效應，就是希望自己顯得聰明、有遠見，則未免失於簡單。比如，Fischhoff[12]在實驗中通過指導語改變被試的動機強度，並沒有影響其後見效應的大小。 
然而，動機因素似乎是和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來影響後見效應的。Hell等[8]比較了認知因素與動機因素對後見效應的影響。實驗的自變量爲正確答案的呈現時刻、被試對其初始回答編碼的精細程度、被試正確回憶其初始回答可得到的酬金；實驗的因變量爲被試由先見判斷而後見判斷的變化幅度（以百分比爲指標）。結果發現：(1)初始回答的可回憶程度（由進行初始估計與回憶初始估計的間隔時間來控制）和初始回答編碼的精細程度，這兩個認知因素的效應顯著，初始回答越容易回憶，後見效應越小；(2)誘使被試準確回憶的`酬金與兩個認知變量存在複雜的交互作用。在酬金較高的條件下，記憶保持的時間間隔對後見效應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在被試對初始回答進行精細編碼的條件下，酬金的簡單效應不顯著。Hell等認爲，對初始估計難以回憶，是產生後見效應的一個必要條件；後見效應的大小，依賴於回憶初始估計的難易程度和所呈現的“正確”答案。2　後見之明的理論解釋Hawkins和Hastie[13]分析歸納了人們進行後見判斷採用的4種策略：(1)對初始觀點直接回憶；(2)錨定於目前觀點而調整推斷初始觀點；(3)認知重構(cognitive reconstruction)；(4)自我表現(motivated self-presentation)論文後見之明研究綜述來自免費論文網 對初始觀點直接回憶，是被試在接受結果反饋後進行後見判斷時，最簡單的反應策略。此時，被試在長時記憶中搜索初始觀點，並且作出與其一致的反應。然而，被試不能夠將其初始觀點完全記住。Fishhoff[12]和Wood[14]的研究表明，其被試只能回憶出初始評定的2/3。這樣，被試就可能採用第二個策略，基於目前的、知道結果後的觀點，來推斷其不知道結果時的想法。不過，從現有研究結果看，這兩個策略在後見判斷中並未扮演重要角色[13,15]。認知重構指被試通過對結果的“再判斷”而對先前的判斷加以重構。認知重構包括3個方面：證據選樣(sampling evidence)、證據評估(evidence evaluation)和證據整合(evidence integration)。當人們進行判斷時，會將環境或長時記憶中與此判斷有關的證據回顧一番。通常，這種回顧與精細的搜索和辨別加工相聯繫。但是，由於外部環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