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資產作爲會計六大要素之首在會計覈算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與之相應的資產減值會計在企業調解利潤、進行盈餘管理方面能發揮較大的作用因而也具有重要的地位。隨着經濟的逐漸發展和複雜化,企業面臨的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不斷地加劇,資產減值準備問題逐漸受到會計界各人士的重視。
關於上市公司提取資產減值準備動機的研究國內外會計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價值毀損觀和盈餘管理觀。價值毀損觀認爲上市公司管理層確認資產減值是基於企業資產價值的降低而不是出於盈餘管理的動機,並不是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普遍淪爲了盈餘管理工具,而是體現出了經濟因素對企業資產價值的真實影響(王躍唐,2004)。盈餘管理觀認爲上市公司管理層利用會計準則的可選擇性,選取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資產減值會計政策,使得公司盈餘管理向管理層期望的方向變動。很多學者的研究都支持盈餘管理觀,如蘇丹寧(2007)、趙敏、甄穎(2008)。
二、 價值毀損觀下資產減值會計的'研究
王躍堂,周雪和張莉(2005)檢驗了2001和2002年A股公司長期資產減值和未來經營業績變化之間的關係,從理論的層次剖析了上市公司計提長期資產減值的行爲和經濟後果,認爲資產減值會計政策是把雙刃劍。文章檢驗了上市公司計提資產減值的行爲到底是盈餘管理的信號還是公允價值的正當運用。簡單統計2001年會計改革後上市的公司計提長期資產減值的情況,結果顯示,在新資產減值會計政策實施的第一年,大約有63%的上市公司確認了資產減值損失,發現我國上市公司減值真實的反映了長期資產未來收益的下降,並未演化爲盈餘管理的工具。
丁方飛在(2008)對我國上市公司從2001-2006所計提的長期資產減值準備進行了分析,認爲“盈餘管理工具論”觀點下,人們普遍預期我國上市公司會在2006年將原已計提的長期資產減值準備轉回,但在上市公司整體層面上還缺少有說服力的證據。同時發現資產減值計提被淪爲盈餘管理工具手段的研究大多是針對具有較強盈餘管理動機的特定公司而展開的,從整體上得出資產減值計提普遍淪爲盈餘管理手段的結論是不夠嚴謹的推斷。
三、 盈餘管理觀下資產減值會計的研究
於海燕,李增泉(2001)採用1999年年報的數據,利用線性迴歸模型,檢驗了應發現無論是當期扭虧轉贏的公司,還是虧損的公司,都有使用計提存貨跌價準備會計政策進行盈餘管理的嫌疑。
黃世忠在(2002)以信號發送作爲其理論基礎,通過比較幾個中美相關案例,發現:①鉅額沖銷可能說明上市公司以前年度或當年存在着嚴重的報表粉飾行爲;②鉅額的壞賬準備可能意味着上市公司過去的收入確認不穩健,甚至存在虛假的收入,同時也可能意味着企業內外勾結,逃廢債務。
袁琳、趙建軍(2004)選取了2002年12月31日的A股公司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總體上來說大部分上市公司減值準備的計提比例並不大,資產質量較佳,在本年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資產貶值;但是有相當一部分的公司利用會計估計調節利潤的意圖比較明顯;其中ST類公司資產質量較差,在本期進行了“大清洗”。
戴明德、毛新述、鄧璠(2005)以2001-2003年的虧損上市公司爲研究樣本,對上市公司資產減值計提行爲的兩個影響因素即經濟因素和盈餘管理因素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在控制經濟因素的影響下,虧損公司八大項資產減值準備的總計提比例顯着高於其他上市公司,進而找到了虧損公司存在“大清洗”行爲的經驗數據。
趙春光(2006)研究發現:資產減值前虧損的公司存在着通過轉回和計提資產減值進行盈餘管理的行爲,其進行盈餘管理一方面是爲了避免虧損,另一方面則是爲了進行“大清洗”;同時發現減值前盈利的公司也存在動機通過轉回和計提資產減值進行盈餘管理。
於李勝(2007)選取了新會計準則頒佈前後的上市公司數據作爲其研究樣本發現長期資產減值準備淨計提比例與“大清洗”、平滑利潤等盈餘管理因素是顯着正相關的。
羅進輝、萬迪昉、李超等(2010)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在規避和迎合新會計準則體系規定的動機下具有對資產減值準備結構進行“合規”調整以實現盈餘管理目的的明顯偏好;上市公司長期資產和流動資產減值準備行爲中都存在扭虧爲盈、平滑利潤、避免虧損、“大清洗”等盈餘管理動機。
四、 評價與展望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國內關於資產減值會計的研究多側重於檢驗影響上市公司確認減值和減值轉回行爲的動機,主要從盈餘管理、信息含量的角度研究資產減值的計提是否能反映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或資產減值的計提和追溯調整是否是管理層操縱盈餘的手段。
回顧過去,立足現狀,展望未來,對我國資產減值準備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大趨勢:(1)資產減值所依賴的公允價值對於資產減值準備的影響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2)大量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可用以操控盈餘管理手段繁多,公司治理結構對資產減值行爲影響如何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3)隨着我國資本市場效率有效性的進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更加及時和規範,資產減值的市場反應研究將非常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