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弼對言意之辨有明確的方法意識，他總結和發展了言意之辨中的得意忘言論，並將之用於經典的詮釋，從而闡發出其玄學新意：以之詮釋《周易》，一掃漢代解《易》的象數傳統，而開解《易》的義理一途;以之詮釋《老子》，則建立了以無爲本的本體論玄學體系，是對漢代宇宙生成論的超越;以之詮釋《論語》，則將以無爲本、崇本舉末的本體思維方式融貫其中，開以玄理詮釋儒家經典之先河，爲儒道會通開闢蹊徑。王弼以之構建起有系統的本體論玄學是言意之辨最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關鍵詞：王弼;得意忘言;本體論;言意之辨
作爲一般的語言學命題，言意之辨指語言、言辭或文字、符號能否表達意義，也即言與意之間能否較爲嚴格地保持一致。雖然言意之辨肇端於中國哲學原創性建構的“軸心時期”，在其發展過程中也積累了豐富的資源，但先秦至魏晉時期的言意之辨僅是在語言學和哲學的層面探討二者之間盡與不盡的問題。至魏晉時期雖則將其作爲人物鑑識的理論依託，但在王弼之前，言意之辨並未被提升爲一種哲學的方法，也未被用於經典的詮釋。至王弼出，不僅在理論上對言意之辨進行總結，並直接從言意之辨契入，將其作爲詮釋經典的方法。先秦之魏晉時期的言意之辨有言盡意論、言不盡意論與得意忘言論的區分，若用於經典詮釋，則言盡意論易導致對言的固守而無法進一步探尋經典所含的豐富意蘊;言不盡意論則易導致對以言爲載體的經典的直接否定，使其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得意忘言論既能夠肯定經典本身存在的必要性與價值，又能夠超越固化的語言載體而對經典探賾幽微，闡發出對經典的創造性理解。王弼選擇的正是得意忘言論，並將其一以貫之地運用於經典詮釋，闡發出了其玄學新意：一是以言意之辨詮釋《周易》，盡掃漢代象數易學之支離，開創解《易》的義理一途;二是以言意之辨詮釋《老子》，建構起以無爲本的本體之學;三是以言意之辨詮釋《論語》，將本體思維運用其中，開以玄理解釋《論語》之先河，爲儒道會通開闢蹊徑。正因如此，王弼“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第一個憑藉完整的經典註釋而踏入哲學家的聖殿的人。其思想創造力之宏富瑰麗是顯而易見的”[1]148。言意之辨也成爲王弼爲建立新的學術形態所發現的新方法。
一、言意之辨與《周易》的義理詮釋
王弼詮釋《周易》的著作主要有《周易注》和《周易略例》，前者是隨文作注，後者是對解《易》方法的總體概括。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集中談論了言意問題，他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2]609這已成爲王弼對言意之辨的經典性表述，其義包含三層：其一，象能夠盡意，言能夠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尋象以觀意;其二，象非意，言非象，象僅是得意之工具，言僅是得象之工具，得意纔是最終目的，故意得則象、言可棄;其三，若執於象、言，即是以工具爲目的，如此則意、象不可得，故得意必須忘象，得象必須忘言。可以看出，王弼借用和綜合了莊子“得意而忘言”與《周易・繫辭上》“立象以盡意”的言意觀，強調象、言的工具價值與得意的最終目的性。
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是王弼詮釋《周易》的指導性方法與原則，以此方法與原則解《易》則可不拘於具體之物象，而可超越於言、象之外，一以得象外之意爲鵠的。所以王弼說：“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2]609只要合於剛健之義，不必非用馬來象徵，羊亦可象徵剛健之義;只要合於柔順之義，也不必非要用牛來象徵，馬亦可象徵柔順之義。(1)這顯然與漢易重象數的解《易》傳統有本質的區別。以此爲理論基礎，王弼對作爲漢代解《易》主流的象數派解《易》方法進行了批評：“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從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2]609漢代象數易學家解《易》，重象數而輕義理，只知道案文責卦、按圖索驥，互體、卦變、五行諸說皆是執着於象而牽強附會的結果，導致定馬於乾、執象丟意等本末倒置的弊端，從而枝節滋生，“僞說滋漫”，愈解與易理愈遠。如何克服這種弊端，從而回歸真正的易理?王弼強調要“得意忘象”，“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2]609象可能繁多雜亂，然其意則不變，故意爲一而象爲多，苟得其意，則繁多之象可一一摒棄。
但王弼並非完全否認象、言的價值，因爲“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意以象盡，象以言著”。爲此，王弼提出重卦名、重《彖辭》、重主爻等具體而簡潔明瞭的解《易》方法。卦名統屬一卦之義，“舉卦之名，義有主矣”[2]591。《彖辭》則是對一卦之義的整體揭示，“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2]591所以，解卦時“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2]591。卦有六爻，其中一爻爲主，統一卦之義，“一卦之體必由一爻爲主，則指明一爻之美以統一卦之義”[2]615。故解卦時抓住主爻即可明一卦之義。無論是重卦名、重《彖辭》，還是重主爻，其基本精神皆是略物象而重卦意，皆契合意爲一、言象爲多、意統言象的言意之辨的基本要義。故王弼解《易》皆要言不煩，簡潔明瞭。王弼“分析了六十四卦，闡明瞭六十四種具體的情境，因而得出了六十四個必然之理”[3]133，這六十四個必然之理就是王弼通過卦象、卦爻辭而從《周易》中所得之“意”。所以，得意忘言之方法貫穿於其註解六十四卦之始終。
除六十四卦外，王弼對“大衍義”的詮釋尤能明其重義理而輕象數之特點。《周易・繫辭上》說：“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爲什麼有一根置之不用呢?這是《周易》留給後世的一個難題。作爲漢代易學主流的象數派易學對此的解釋，有的認爲“一”是渾淪之元氣，有的認爲“一”是不動的北辰;並且爲湊夠五十或四十九之數，還將日月、陰陽、四時、五行、十二月、十二律、二十四氣、二十八宿等引入其中妄加附會，以致於解釋愈益煩瑣。漢易雖有京房的納甲、卦變，鄭玄的爻體、爻辰，孟喜的卦氣，虞翻的互體，荀爽的升降等等不同，但都屬象數一派。荀爽、虞翻之後，象數易學已經發展到極爲複雜煩瑣的地步，只在陰陽、五行、天干、地支和卦位上打轉，奇巧滋生，名目繁多，已然不知易道何在了。王弼則解釋說：“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2]547-548在此，王弼將五十之數中不用之“一”解釋爲易之太極，對於“四十九”則根本未加詳究，而將之象徵萬事萬物。因太極無形，所以無具體之用，也不能用代表有形事物的具體之數來指稱。但無形的太極卻是有形萬物得以存在的根據，也是萬物之用得以顯現的根據，所以不用之“一”或太極乃萬物之本體。同時，本體之“一”或太極並非孤立於萬物之外，而就存在於萬物之中，又必須借萬物來表現自身的存在。故萬有爲用，太極爲體，體用一如。這已是非常典型的本體論思維模式。(2)這種略物象而直究其意的解《易》方式已完全超越了對宇宙化生階段和過程的煩瑣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