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或者火藥味更濃的一個詞“論戰”，在漢語裏含有兩個明顯的要素：爭戰和講論——作爲爭戰的講論和作爲講論的爭戰；以爭戰的方式來講論，以及在講論中爭戰。然而，這竟然是可能的嗎？爭戰和講論，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類活動，它們各自遵循着不同的法則？抑或它們之間有着某種不可分割的原始聯繫，以至於勢必越過表面上的不同而總是糾結到一起？
“Ilikediscussions,andIamaskedquestions,’struethatIdon’tliketogetinvolvedinpolemics.”——“我喜歡（通過言談進行的），當我被問的時候，我嘗試回答它們。我確實不喜歡被捲入（通過言論進行的）爭戰。”[1]
在上面的翻譯中，我們小心翼翼地回到“discussion”和“polemics”這兩個詞的詞源，把它們分別試着翻譯爲“（通過言談進行的）分析”和“（通過言論進行的）爭戰”。括號的使用表明：無論在discussion還是在polemics中，言談講論的因素都是後來附加上去的。“討論”這個譯名只是傳達了“discussion”這個詞在其含義中比重較大的“言談”一面而遺失了其拉丁詞源的原初含義：動搖、打碎、分裂，一塊一塊地去分析、。而對於“polemics”來說，“論戰”這個翻譯雖然簡潔而完備地包含了“polemics”在現代西文中所含有的爭戰和講論這兩個因素，但是卻沒有傳達出這樣一個詞語的實情：那便是在“polemics”的希臘詞源中，本來並沒有“言論”的因素，而僅僅指戰爭。大概只是在基督教神學中才出一種被命名爲“polemics”（“爭辯學”）的神學分支，意在通過言論——而這當然必須以教會在此世的權力作爲後盾，以及必然會以付諸實際懲罰作爲其後果——而駁斥異端謬誤。從那此後，“polemics”這個詞中的“講論”因素才牢固地駐紮進來，乃至成爲主導性的方面。這是兩個原因所導致的共同結果：一方面，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存在着對於普遍共同語言的信賴；另一方面，戰爭作爲起源在過度文化的繁榮景象中傾向於被掩蓋。
上面所作的翻譯討論決非無關緊要的吹毛求疵，更不是可憐的語言知識的不自量力的炫耀。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僅僅意在提出一個問題：何謂爭論？這是一個看起來極爲普通乃至無聊的問題？然而，在西方思想史中，這個普通的問題也許是尚未被提起過的問題？至少，從上面的翻譯討論中，我們已經發現，不要說這個問題，甚至首先是這個詞，“爭-論”或“論-戰”——在源初的意義上聯繫着爭戰和講論這兩個因素的詞——在西文裏都是缺乏的。這種缺乏起源於一種對語言與戰爭之本來聯繫的迴避，而此迴避則源於對語言的過於意願善良的期望。這種善良期望首先表現在蘇格拉底-柏拉圖的`dialogue和dialectic中，後來在黑格爾的Widerspruch中，以及最近仍然在哈貝馬斯的Kommunikation概念中得到表達。
作爲dialogue和dialectic的前提和自始至終規定着全部對話過程的那種希望通過對談而貫通歧異雙方的基本善良願望來自一種對於單數logos的信念。借用維特根斯坦的用語，我們也許可以說，這個單數的logos是一種、惟一的一種私人語言——但不是某個個人的私人語言，而是公共的私人語言，語言本身的私人語言。黑格爾的辯證法同樣完全奠基於此公共的私人語言之上。“語言有一種神聖的性質，”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感性確定性分析”中說道，“在語言中我們自己直接反對（Unmittelbarwiderlegen）了我們的意謂（Meinen）。”[2]藉助這種直接反對的機制，“現在”、“這裏”、“這一個”，這些表面看來最屬於個人之私人性質的“意謂”，立刻就轉化爲最普遍、最沒有確指的表述：這便是感性確定性的真理。感性確定性的真理說的是：神聖的語言本身的作爲公共性的純粹私人語言：其內在私密的純粹性已經達到如此程度，以至於任何個人之私密的意謂都還過於外在、偶然和嘈雜：你有你的意謂，我有我的意謂，“這裏”聲音太多，存在着爭戰和不和。然而，無論是誰，只要他說的是“這裏”，這裏便是同一個地方、惟一的地方：那便是語言本身暱喃低語、嗡嗡作響的內室。然而這仍然是一個嘈雜的所在、戰爭的潘多拉盒子。
然而，無視其嘈雜和爭戰的本性，人們相信：既然它是公共的，既然它是公共的私人的語言的獨白，那麼，在這種公共的私人語言或有着神聖性質的語言本身的獨白之中，歧義、歧異、誤會、爭戰和喧囂[3]就不應該是被理解爲在語言的起源之中深深根植的東西，而是被理解爲從聽力和表達的缺陷中產生出來的東西。但是，實際上，在這種對語言和歧異的理解圖景中，聽力和表達的缺陷甚至是無法說明的東西，因爲完美的logos不可能被聽錯和被說錯：從logic（邏輯）上講，這應該是一個全或無的結構，就像電路或機器語言一樣。然而，如果沒有誤會和歧義/歧異，聽和說，語言本身，都將成爲不必要的東西。然而，語言竟然產生了，而且充滿歧義和錯誤。這個事實促使我們有必要在一種“歧義的先驗語言”的意義上提問：何謂爭論？以及回過頭來檢視那種公共私人語言信仰的基礎：它原本產生於何種語言的縫隙、歧義或爭戰的空間？然後，它何以成爲對自身起源的文飾與掩蓋？而這種和平的文飾本身又是如何作爲原初戰爭的歧變的形式而發揮作用？
也許只有進入這些問題領域，帶着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展開福柯與德里達那場圍繞笛卡爾和瘋狂問題而發生過的不幸爭論的深刻而複雜的意蘊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