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在中國和文學觀念由古典向現代轉型的進程中，是一個重要的維度。這一點又集中體現在時代命題從“言意之辨”向“言文之爭”的轉換上。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一是出發點從言意矛盾到啓蒙國民，二是解決方案從立象盡意到言文一致，三是立足點從工具觀念到本體意識。語言意識嬗變的得與失，也深深影響着中國文學觀念現代轉型的深度。
論文關鍵詞：言意之辨；言文之爭；文學批評；語言意識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語言一直是一個無法繞開但又衆說紛紜、歧見迭出的維度。雖然人類在語言活動中所遇到的問題與困惑並非僅限於文學領域，但在文學當中，語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顯，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人們對語言的認識與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着特定時代的文學觀念。由此出發，不難看出中國文學觀念在從古典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語言觀念的變革起到了極大的作用，這集中體現在中國知識界從“言意之辨”向“言文之爭”的轉變上。“言意之辨”凸顯了中國古人的語言觀，在漫長的歲月裏一直內在地影響和制約着文學觀念；“言文之爭”則是在新的條件下發生的對於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發了文學觀念的現代變革。下面將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從言意矛盾到啓蒙國民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語言活動所面臨的困境，認爲語言在言說、表達上存在着無法克服的侷限性，難以傳達精微深刻的“意”。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則指出“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也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周易·繫辭上》提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魏晉時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時代潮流，但與先秦相比在基本觀念上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至於佛教特別是禪宗，更是視語言文字爲大敵，所謂“才落言詮，盡是死門”，對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腳踢、當頭棒喝，把對語言的不滿發揮到了極致。因此，從總體上看，中國古人對語言並不滿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爲道、儒、釋都基本上是從語用着眼，一旦發現語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達意的作用，“言”與“意”之間存在着距離、矛盾，他們就必然對語言進行指責。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深深影響着中國古人對語言的看法與認識，反映在文學領域，就是強調以達“意”爲目標。儒家雖發現有言不盡意的現象，卻認爲言最終可達意且只需要達意即可，因而言“辭達而已矣”；則進一步追尋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禪宗則強調不落文字，直指本心。這些提法，對與文論產生了至爲深遠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雖然在具體觀點上還存在着分歧，但各家(名家是個例外)從語用的角度人手，對語言的基本認識始終是比較穩定的。與之相對應，中國古人在文學問題上，也是強調要解決言意矛盾，這一點在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說，言意之辨始終是漢語內部的問題，是爲了解決語言活動的困境而提出來的，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價值與意義。與“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時代的言文之爭，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與意義。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與思想文化，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爲了挽救危亡，他們展開了艱辛的探索，以“啓蒙”爲使命，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轉型由此展開，耐人尋味的是，漢語變革成爲這次轉型的先導，被納入到啓蒙的宏大敘事中，並迅速獲得了不同尋常的時代意義。
從歷史進程來看，黃遵憲是較早意識到語言變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漢字恰恰是與漢語相脫節且相當繁難，“漢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者，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字者，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具數十撇畫者，則識字也又難”。黃遵憲的論述可以說涉及到了三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言文關係，這已經涉及到了語言體系中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關係問題，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進了一步；其次，更爲重要的是，黃遵憲是從漢語與日語、西方語言的比較中探討漢語，具有了世界眼光，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達到的；再次，黃遵憲的分析不是專門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而是以救亡圖存、自強自立爲立足點，因而他是從啓蒙的根本立場出發提出漢語變革問題，進而開啓了文學革新之路，這也是晚清與“五四”知識分子的共同立場。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言文之爭”標誌着中國知識分子的語言觀真正具備了現代特質。
黃遵憲的論述，揭示出“言”與“文”的矛盾，開啓了後來的“言文一致”主張。在晚清及“五四”時代，“言文一致”發展出兩條思路：書面語與口語的合一、漢字與漢語的合一。落實到具體方案，前者是以白話代文言，後者是漢字拼音化。晚清時代，梁啓超、裘廷樑號召白話文運動，多種注音方案的出臺，都是爲了迴應這樣的時代要求。
梁啓超最初是以其變法主張而備受關注，他注意到語言文字問題也是源於變法需要，最早的相關論述見於1896年所作之《變法通議》。他把當時的語言文字與古代作了比較，發現“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靡不以讀書爲難事”。從啓蒙的需要出發，就必然要求廢文言興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