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陸賈政治倫理無爲求聖賢重民
論文摘要：陸賈是漢初復興儒學的先驅，其代表作《新語》以孺家仁義道德爲本，同時吸收了道法家的某些因素，提倡無爲而治、求聖賢和重民的政治主張，爲漢初統治者構建以道德爲基礎的統治提供了比較堅實的價值支撐，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包含有較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想並具有較深遠的歷史意義。
陸賈是漢初復興儒學的先驅，並以其特殊的貢獻成爲秦漢交替之際頗具影響的人物。陸賈的思想儒道雜揉，並吸收了法家某些因素，但以儒學爲主。他在代表作《新語》中總結秦亡漢興的政治經驗教訓，提出了“治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的德治方針，着重闡釋了以仁義爲體而以刑罰爲用的政治主張，無爲而治的治國之道，大力培養和選拔人才以充實各級官僚隊伍的用人之道以及得之於民的重民思想，切實加強對民衆的道德教化工作，包含有較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想並具有其重要的歷史地位。
一、仁義爲本的政治主張
陸賈是漢初第一位力倡儒學的思想家，他根據秦亡漢興的史實，提出“攻守異術，文武並用”的思想，力諫劉邦以仁義治國，指出天下可以“馬上得之”，而不可以“馬上治之”。《史記·哪生陸賈列傳》記載:“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日:‘乃功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並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陸賈總結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說明以“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不可專任“刑法”而需“行仁義，法先王”的道理，並在《新語》中確立了“得天下”以後應當從戰時政治轉爲和平政治的總方針，得到了漢初君臣的一致贊同，爲復興儒學找到了歷史的.根據和現實的基礎。
作爲漢初的儒者，陸賈高揚了作爲儒學之標誌的“仁義”思想。他把仁義作爲批判秦苛法暴政的標準，確立先秦孺學的價值性、權威性和合法性標準。陸賈對仁義在治國中的作用極爲重視，他將行仁義視爲治理天下最主要的事情。《新語·道基》中指出:“握道而治，據德而行，席仁而立，杖義而強。”《新語·術事》中又言:“夫謀事不併仁義者，後必敗。”在陸賈看來，統治者治理國家必須講究仁義道德，這是治國之本。據統計，今本《新語》中凡“仁”字二十三處，“義”字三十五處，“仁義”並稱有十三處。通觀《新語》一書，一以貫之的是以仁義德教治理天下的主題。當然陸賈的《新語》並不是先秦儒家的簡單翻版，他的仁義學說充實了新的內容，吸取了道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因素，使之更切合於漢初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區別於道家的重道而輕仁義和法家的重刑輕德，陸賈把仁義與道德相提並論，並認識到片面強調“尚刑”而排斥仁義的的危險性，吸取了《黃老帛書》中“先德後刑”的思想。《新語·術事》中指出:“治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姍，富於財而無義者仁;賤而好德者尊，貧而的義者榮”。《新語·本行》中還說:“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刑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興，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陸賈“以仁義爲本”的政治倫理思想高揚了儒家道德，對於漢初實行長治久安之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無爲而治的治國之道
漢初大戰初定，國貧民疲，當務之急在於與民休養生息。爲此，陸賈吸收了道家清靜無爲的思想，強調統治者從古代君王和秦王朝的覆滅教訓中，認真吸取經驗教訓，施行無爲而治而使國家達到大治。陸賈在《新語》中對無爲的作用大加讚賞:“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心，然夭下治。周公制禮作樂，效天下，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有爲也。”這裏的“道”顯然是指治道，而“無爲”則是治道中之最重要者。意思是說:一是認爲無爲乃最大之道，也是古聖王治國之道;二是肯定只有通過無爲才能達到有爲的目的。什麼是無爲政治的理想境界?《新語·至德》中說:“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裏不訴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譯無夜行之吏，鄉間無夜召之徵;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摩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相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在上述陸賈的“至德”之世中，實行的是儒家的禮義之治。它雖有禮所規定的君臣、尊卑、大小、長幼、強弱、賢愚的等級差別，但他們的關係是和諧的，並且這種和諧不是由嚴刑酷誅而是通過道德、教育、賞罰所維持和達到的。此外，陸賈還指出:周室之衰，社會道德敗壞，政治紊亂，“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孔子“欲匡帝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位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於是“追治去世，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使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爲世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所行也。”陸賈認爲西漢結束了紛爭和混亂，正是實現這種理想社會的極好時機。
陸賈強調無爲，但並不排斥有爲，要做到有爲而不妄爲，主張儘量減少君主擡政過程中的主觀因素，而必須以法度爲準循守治政的原則。就政治措施而言，是指爲政的簡易，舉措不衆，刑罰不濫;就最高統治者的個人修養而言，是指在一定的法度內行事。《新語·慎微》中說:“因天時而刑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新語·無爲》中也說:“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這裏的“法度”就是就是按既定的政治規則去治事，而非任隨主觀意志去處理政事。只要統治者躬行無爲之道，約束和對自己的行爲負責，尚德輕刑，使臣民各安其事，就可以達到理想的“至德”之世。陸賈無爲而治的政治倫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適應和改善了當時統治階級與老百姓之間的關係，促進了漢初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三、求聖賢的用人之道
用人得失，關係到國家興亡和人民禍福。陸賈把用人問題同行仁義之政聯繫起來，不僅強調行仁義，而且主張用聖賢。他把仁義比作君主的“巢”，而將聖賢視作君主的“杖”。《新語·輔政》說:“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臨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同得樸。”陸賈發展了先儒秦儒家重用聖賢的思想，並以古代聖王治國重用人才的成功經驗爲據。《新語·輔政》還說:“昔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陵契爲杖，固安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臺，承克讓之途，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陸賈通過對比古之聖王之政成功與秦政失敗這一正反兩方面經驗提出結論:“故杖聖者帝，杖聖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饞者滅，杖賊者亡。”
陸賈主張在選擇人才時，要力求選擇那些聖者、賢者、仁者、義者，而力避那些饞賊之徒。而要做到這些，君主首先自身要做賢者、智者，注重以道德修身，以仁義治國。君主能否得到賢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身是否身懷道德，施行仁義。《新語·思務》中說:“故仁者在位而仁者來，義者在朝而義者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其次，君主招納賢才不僅要虛懷若谷、禮賢下士，而且要扶正壓邪，親賢人，遠小人。爲此陸賈以趙高指鹿爲馬的例子來說明統治者輕信餡按之徒顛倒黑白而造成禍國殃民的事實。另外，統治者選賢不能僅限於公卿貴戚，還要注意那些隱居窮澤的“不羈之才”。陸賈《新語·資質》中用豫樟樹和枯楊作了形象的比喻:“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僕則爲萬世之用。”說明名木豫樟會地處偏遠，但若不被發現和重視反而不如“道旁之枯楊”，爲此君主要看到人才發揮作用的機會不均等而真正做到求賢、近賢此外，陸賈還強調舉賢任能，一定要做到輕名重實。《新語·術事》中說:“良馬非獨驥驥，利劍非獨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因此選用人才不必只顧名望，而在於求實。對那些高才俊士，人君要知人善任。因爲“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砒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溫匿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朴者待工。道爲智者闡，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辨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說明一個仁智之君既要善於識才，又要善於用才，如此方能選拔一批賢良方正、直言敢諫之士，廉潔吏治，施行仁政。陸賈求聖賢的政治倫理思想有利於發現人才和發揮人才的積極性，提高當時各統治階層的政治管理素質，同時也有利於穩定和加強統治階級與老百姓之間的封建隸屬關係。
四、得之於民的重民思想
重民思想在陸賈思想體系中有着重要的意義。陸賈雖然沒有像孟子、賈誼那樣明確提出“民爲貴”和“民爲邦本”的觀點，但他繼承了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了豐富的重民思想。首先，陸賈不僅深諳儒家之民本思想，認識到政權得失、國家治亂的根本在於民心向背，而且也從親身經驗的秦亡漢興這一歷史過程中看到了民的力量。他將“得民”還是“失民”視爲社櫻是否長治久安的關鍵所在。《新語·至德》中說:“欲建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陸賈認爲因爲“懷道者衆歸之，臨刑者民畏之”乃天地之性，是萬古不變的普遍法則，所以要得民心就須“治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陸賈力倡要以德化民，強調只有重視道德的教育和感化作用，纔可能使“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達到“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的境界。而這樣的社會秩序單靠堅甲利兵和嚴刑酷法是實現不了的，還須尊德任賢才能完成教化百姓的任務，從而“得民心，服遠近，成仁義之化”。其次，陸賈主張君主應節儉省身，節省民力而不要濫用民力，併力勸統治者要重農桑，強調對民要“風之以儉”，“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強調統治者率先垂範，帶頭過儉樸的生活，罕興力役，不僅可以爲社會移風易俗樹立榜樣，而且也可以保證更多的勞力從事農桑之事，老百姓便會家給人足，國家也才能長治久安。反之統治者迫求驕奢淫逸的生活則必然造成大肆征伐，對人民橫徵暴斂而導致民心所失乃至家破國亡的危機。所謂“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統治者應施行仁義禮樂教化百姓，併爲了不使民困，要“不興不事之功”，從而“稀力役”、“省貢獻”、以養育民力。最後，陸賈強調作爲統治者還要“篤於義而薄於利，不與民爭利。《新語·本行》中說:“夫釋農桑之事，如山海，採珠現，捕豹翠，消筋力，散佈泉，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行，豈不謬哉?”由此陸賈認爲統治者與民爭利是極其荒謬的，並以歷史上魯莊公窮奢極欲，苛捐雜稅剝削百姓而導致人亡國危的事實規勸統治者一定要謹守仁義道德，而不可貪圖民利。陸賈關於重民的政治倫理思想看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和緩了君民關係，減輕了老百姓勞役負擔並有利於發揮其生產積極性，同時也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陸賈在《新語》中所表述的政治倫理思想以儒家仁義道德爲本，並吸收道法家某些因素，爲漢初統治者構建以道德爲基礎的統治提供了比較堅實的價值支撐，同時也和漢初黃老政治關於一與民生息、輕刑薄斌、省事節用的社會實踐相結合，促進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具有較鮮明的時代特徵。陸賈政治倫理思想對於後世，尤其是董仲舒封建倫理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影響巨大，說明其在儒家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並具有較獨特的道德價值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