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文學由於本身的不發達，以及保存不力等原因，一直缺少必要的重視，研究也不夠全面深入。本文就閱讀所至，對遼代文學作品的寫作發表、印刷保存等方面的情況作初步的鉤稽敘述，以體現遼代文學的基本體貌。
遼代文學的寫作經歷了借才異代到本土化，到高速發展的歷史過程，寫作的由來和方式也別具特色。
《遼史》卷四記，太宗會同元年“晉及諸國遣使來賀，晉使言已命和凝撰《聖德神功碑》”。這是遼太宗時代的事情，遼太祖的神功碑都請後晉人和凝書寫，可見遼代不文或不自信之甚。後遼太宗滅晉，特地帶走了馮道、李浣、和凝等人。自此以後，無再赴國外請文者。實際上，遼代初年的文學家素質學養並不差。現存的遼太祖《論皇后皇太子大元帥及二宰相諸部頭等詔》、遼太宗《立石敬塘大晉皇帝冊》寫得倒也風骨畢現，文采飛揚。遼太宗自己就能夠寫出很好的文章。遼代的其他皇帝也有寫文章的習慣。《遼史·耶律良傳》說：“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奏請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爲《慶會集》，親制其序。”遼代的君主還會作文表達任臣之心或者褒獎之意。《遼史》卷二十一記遼道宗即位之次年，“御製《放鷹賦》賜羣臣，諭任臣之意。”《王澤墓誌銘》說：“或政事系賓筵之畫，或辭筆呈翰蒼之榮”，“當選儒宗，以付文柄”。又耶律隆運有功，遼興宗“乃賜鐵券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於北斗星下讀之”，讓番漢大臣都去聽。可見，遼代的封建帝王對於文章不僅諭任臣之意，還有幾分虔誠。這種發表，可以說有點像宗教活動了。遼代還有一些文章或者詩歌完全是外交辭令或是形式的需要。如《起居注》、《實錄》一類的著作，是誰也不許看的，都能夠做到忠於歷史，執筆無諱。也有的是爲了揚名，“陳三代之佳名，垂千年之人範。”（《全遼文》卷五，《王鄰墓誌銘》）如玉石觀音唱和詩竟將詩歌刻到石頭上。
對於志，往往是關於公主王侯將相的，寫作任務往往由“國士”擔任，如《張儉墓誌銘》雲：“（楊）潔蒙以國士之遇，謬以詞人見知，手書載治，識名爲請。”一般的情況下皆採用請求徵銘形式，《耿知新墓誌銘》雲：“乃徵銘於太原子，知微甚抱荒虛，久淹文筆，強考史籍，謹構志焉。”又《耿延毅墓誌銘》說：“乃徵銘於隴西公，萬元非史才，久廢文章，承君王之教，難以固辭。”
像這種徵銘的形式在遼碑中較爲普遍。至於請銘或系親友，或爲要人，則不必拘泥。還有一部分碑不題作文緣起，則不知其寫作渠道如何。
遼代以詩取士，內容上沒有過多的束縛。考場和一些公開的場合就是發表的場合。遼代的詩歌創作與帝王對詩歌的喜歡有很大的關係。賜詩褒獎，作文記事是遼代的重要文化方式。《遼史》卷八十五蕭達凜受到皇帝的“賜詩嘉獎，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賦，以述其功”。又《遼史·杜防傳》言遼道宗，“詔儒臣賦詩，防爲魁。”還有獻詩的做法。《遼史》卷二十一雲：“遼道宗清寧三年八月，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皇太后。”還有很多是外交場合，如和宋代使節的交往，常常賦詩以示文雅和才華。也有的是用來表達感情願望的。如《遼史·王鼎傳》雲王鼎在朝時經常以詩向同伴誇耀，很讓人煩。後來因事奪官，在流放期間，以詩貽使者，結果，詔還，復原職。老百姓之間也會用詩歌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如《軒渠錄》所說的燕山軍士之妻留給丈夫的信，也是用詩歌的'形式。
遼代文學的寫作工具，除了鐵券丹書這類鐵皮用品和石刻文字可能需要工匠來做以外，遼代還有用金銀來書寫的，近年來在應縣木塔中發現的文物裏有用金銀水寫成的經書。另外，還有羊皮書。但是遼朝也有筆墨紙張，有時也會用絹。有意思的是還有用竹簡來書寫的。
遼代文學的印刷保存：一般認爲，印書從隋文帝時代已經開始。遼代對於文字的傳播和印刷的方式除了石刻、手抄以外，還有比較先進的印刷技術，現在我們從出土文物中可以比較清楚瞭解當時的印刷情況，想必當時的遼代文學作品也是這樣印刷的。金大定二年的碑冊說：“爾及有遼重熙間，復加校正，遂製爲五百七十九帙。今大華嚴寺從昔以來，亦有是數典矣。”又《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演密鈔》說：“洎我大遼興宗御宇，志弘藏教，……今上繼續，清寧五年敕鏤版流行。”應縣木塔主像胸中發現遼代文物中有遼代雕版印刷契丹藏、刻經和《蒙求》。根據史乘材料，遼代幾乎每年都有印刷五經和《蒙求》這些教育方面的著作，還有歷史文化書籍。而遼代作家的作品當然應該有通過印刷來發表的。但是由於沒有原本流傳下來，無法深究。遼代的刻寫一般有專門的工匠，但又分爲官刻和私刻兩種。不過私刻一度曾經被朝廷下令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