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的文藝論著中，有許多言論涉及“道”或“道”與文藝的關係。但這些言論所論述的，卻並不是一個問題。例如：“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之慾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章學誠《言公》中）“字雖有質，跡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虞世南《筆髓論》）依章學誠所說，則文是工具，道是目的。道不是文藝自身的某種必需，而是外加於文藝的某種要求。故無道仍可以有文。而依虞世南所說，則道就是文藝自身的某種根本規律，故無道即無以爲文。不僅不同的人會有這樣不同的言論，同一個人也會如此。例如歐陽修，他說：“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發之以傳後世。”（《與張秀才第二書》）又說：“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書梅聖俞稿後》）前一段話，言文以明道，與章學誠之論同調；而後一段話，言樂道深微，就與虞世南之論合流了。這裏顯然有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用今天的話說，章學誠及歐陽修的前一段話，談的是文藝的外部規律問題，其中之“道”是社會政治之道；虞世南及歐陽修的後一段話，談的是文藝的內部規律問題，其中之“道”是文藝自身之道，主要是文藝創作之道。按照古代文論的習慣，前者稱作文道論，後者稱作“道藝論”。
從上面的引文中已經約略可見：“文道論”的道基本上是儒家之道，而“道藝論”的道則基本上是道家之道。的確，中國古代的文藝創作之道主要原於道家，莊子就是古代文論中的“道藝論”的奠基者。
二
《莊子·天地》篇雲：“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就是說，天地雖大，卻有其共同的演化規律；萬物雖多，卻有其一致的處理原則。這個規律和原則，就是“道”。故下文提出：“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意即只要用“道”去對待，萬事萬物皆可應付自如。“萬物之應備”，就包括技藝：“故通於天者，道也；順乎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自上而下言之，道通於天，施於地，行於萬物，貫穿於政事，支配着技藝。以通於天地萬事萬物而言，謂之“道”；以萬事萬物得於道、存於己而言，謂之“德”；依道而行，就是“義”；依道治人，就是“事”；依道治藝，就是“技”。“道”、“德”、“義”、“事”、“技”，“道”一以貫之。自下而上言之，技藝合於政事，政事合於義理，義理合於德，德合於道，道合於天。亦一以通之，曰“道”。總之，“道”涵蓋萬物，統攝萬事。莊子所說的“道”，當然是道家的自然之道。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慾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默而百姓定。”（同上）這種持自然之道一以統萬、無事不遂的思想，老子已經說過。如謂：“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老子》二十二章）但他還沒有把這種思想同技藝聯繫起來。
以自然之道統攝技藝之事，這是莊子“道藝論”的基本宗旨。關於這個基本宗旨的實際貫徹，莊子主要是通過一系列寓言故事來闡發的。歸納起來，這些寓言故事主要闡發了以下幾個要點。
一曰“道進乎技”。人們通常都會認爲，技藝之事就是技藝之事，只要掌握技藝就行了。而莊子恰恰是要強調：技藝之事非只技藝而已，只有從“技”的層次越入“道”的層次，才能達到出神入化的絕妙境地。“庖丁解牛”“合於”《桑林》（殷湯樂名）之舞，乃中《經首》（堯樂《咸池》章名）之會”，猶如美妙的藝術表演。梁惠王贊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回答：“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養生主》）“進乎技”就是超於技。“梓慶削木爲鋸，見者驚猶鬼神”。人問之：“子何術以爲焉？”梓慶回答：“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達生》）“一”就是“其治一也”的“道”。“佝僂者承蜩（以竿醮膠黏蟬）”，像伸手拾取一般輕而易舉。或問：“子巧乎？有道邪？”答曰：“我有道也。”（同上）只有“一丈夫蹈水”的故事雲“吾無道”，但意思是說不應逞一己之私志而應遵循自然之道，即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同上），還是強調“道進乎技”的。
二曰“以天合天”。超越技術的“道”雖然就是自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