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其實質是國家依照法律的規定對適齡兒童和青少年實施的一定年限的強迫教育的制度。義務教育又稱強迫教育和免費義務教育。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於義務教育階段輟學率，歡迎大家參考!
在河南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當全國人大代表、河南新野縣馬營村村民王馨聽到河南省教育廳的領導講到“義務教育”的話題時，她在筆記本上寫下了“義務教育”這4個字，並在後面打上兩個感嘆號。
她還記得，就在今年春節後那幾天，馬營村村口等待長途客車的人羣裏，多出了不少稚嫩的面孔。這些少年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尚顯單薄的肩膀上揹着鼓鼓的揹包。因爲有不少人都是第一次離家，他們難掩興奮，大聲談論着各自即將開始的打工生活，不時傳出一陣笑聲。
王馨知道，這些年輕人大多初中沒畢業，過不了幾天他們就會分散到南方不同的城市，開始“闖蕩社會”。
“村裏的學齡小孩，有百分之六七十都輟學出去打工了。”王馨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最近幾年，初中輟學出去打工的風氣在馬營村越來越盛。
事實上，農村青少年輟學不僅發生在馬營村。在經濟和物質水平飛速提升的中國，一個容易被人們忽略的事實是，農村青少年的輟學率也在快速反彈。在農業部2003年的調查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階段的輟學率平均爲10.7%。到了2013年，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農村初中生的毛輟學率達到15.5%。這意味着，幾乎每6個農村初中生裏，就有1個輟學。
王馨從這些年輕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儘管這個初中都沒讀完的“打工妹”如今已成爲一個年營業額過億元企業的董事長，但她並不希望這些孩子重走自己的道路。
“靠打工能成功的人畢竟是少數，教育還是最重要的社會上升通道。”王馨說。
和自己當年窮得上不起學不同，現在的馬營村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經過多年外出務工的積累，村裏的土路都已經鋪成水泥路，樓房也越來越多。再加上2006年義務教育全免費和“兩免一補”政策(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免雜費、免書本費、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記者注)的施行，因爲經濟困難輟學的現象在馬營村已基本杜絕。
“村裏孩子大多都是主動輟學的。”在與鄉親的交流中，王馨發現，輟學首先來自家長和孩子們對“即使考上大學又如何”的擔憂。
“農民是經濟理性的，輟學是因爲投入了高額的經濟和時間成本，卻無法保證得到相應的回報。”長期研究這一問題的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劉成斌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因爲在外出務工時，讀完小學的收益和讀完高中的收益並沒有太大差別。
在王馨的工廠裏，也有很多初中沒讀完的員工。“一個3年的熟練工，月工資在7000元左右。但在辦公室裏坐着的畢業不久的本科生，月工資才三四千塊錢。”王馨無奈地笑了笑說，培養一個熟練工人的成本太大，只能用高薪留住，“但大學生很多，走了還能再找”。
在馬營村，孩子們輟學更現實的原因是認爲自己“根本考不上大學”。
“村裏輟學的孩子大多對學習興趣不大，學習成績也不太好。”王馨也問過他們想不想上大學，得到的回答多半是自嘲。
全國政協委員、華中師範大學黨委書記馬敏去過很多農村中學調研，在他看來，農村學生成績和學習狀態的下滑，跟農村教育水平的衰退有關。
“鄉里的老師往縣城跑，縣城的老師往市裏跑，市裏又往省裏跑。”馬敏說，這讓優質的教學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和個別學校，基層學校剩下的往往都是較差的資源。
在劉成斌看來，優質師資的流失跟撤點並校及大量民辦學校的出現有着直接關係。在他調研的中部地區某縣，“民辦中學幾乎把縣城圍了一圈，幾乎掏空了鄉鎮中學的師資力量”。
“教育考驗的是辦學人的良知，但現在的.民辦中學很多都是經濟利益先行。”劉成斌感嘆，他看到過不少房地產老闆辦的中學，也深知一所中學能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學區經濟”。
“基礎教育必須保證公益性，否則很難保證教育公平。”劉成斌說。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接受採訪時也曾談到，九年義務教育必須要有強制性。
“義務教育不只是免學費，能不能提供校車，能不能提供良好的住宿和飲食，能不能提供專業的教師，都是要考慮的問題。”葛劍雄說，義務教育就是我國學生的“起跑線”，必須公正。
但輟學的農村中學生很難想到這些，他們正在南方的工廠裏享受“人口紅利”給他們帶來的可觀收入。
這是一個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6年，我國勞動力人口已連續4年下降。隨着“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南方的工廠因爲“用工荒”開始用高薪吸引工人，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影響包括馬營村在內的無數箇中國村莊的青少年。
另一方面，正在轉型的中國經濟也開始對這些輟學少年關上大門。就在他們打工的南方工廠，更快更不知疲倦的機器人正在把他們擠出車間。在不久的將來，高輟學率增加的是勞動力還是失業率，仍然未知。
“農村初中生輟學的現象不遏制的話，就會造成貧窮的代際延續。”葛劍雄點着手指說，“出去打工，只能找一些低技能的工種。有些即使自己的技能水平高一點，但行爲規範和生活方式可能還是不行。”
王馨也在爲她工廠裏的那些年輕工人擔憂，“一份簡單的報告都寫不出來，開會時都發不好言”。她本想讓這些年輕人像自己一樣改變命運，但她明白，他們很可能被取代，然後離開，去尋找下一個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