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的再詮釋

董仲舒思想的再詮釋 儒家倫理政治思想的歷史進程在先秦可以說告一段落。但其思想的邏輯至漢時纔算了結。迄於荀子，倫理政治的理論建構已顯現出大致的系統化性質：前由孟於子完成了政治倫理化的建構，後由荀子完成了倫理政治化的致思。而且，二者在超驗與經驗，在崇高與效用的理論風格上，適成互補。但是，對倫理王國的構造來講，兩人執倫理或政治之一端，尚無法予倫理政治以充分的理論完整性和實際有用性。孟子以心性容納政治，荀子以政治攝倫理，但降低了心性關注。因此，以倫理與政治的同構（isomornhism）（見A·布洛克等編：《現代思潮辭典》，第302頁）而言，尚無法達到倫理與政治的完全互釋或雙向涵攝。故，倫理政治的理論建構任務尚未完成。從一個社會政治理論構設的預期性上講，所謂完成其理論任務，起碼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理論架構的完整性，二是透入政治生活的可行性。以前者言，倫理與理論的同構，尚待完成；以後者言，它有效地影響現實政治生活的方式途徑，尚待摸索。因而，倫理政治理論在荀子之後，還有進一步整合的必要。尤其是考慮到荀子後學實際運用其學說，而變異爲專制幫兇的史實，怎麼以倫理政治去周全限定政治操作，而不使倫理髮生異化，就成爲倫理政治建構的最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設想途徑，不外有二：一是將倫理與政治的同構，提升而納入一個更具威懾性和相融性的系統中；二是在政治吞併倫理走向暴政的歷史教訓啓發下，再反彈回以倫代政的孟子進路。顯然，後者已難走通。唯有前者，可以期望進一步完善理論，加強效用。董仲舒正是從這一視角切入，而成功地將倫理與政治融攝進天的系統之中，完成了倫理與政治的同構同化任務；同時又以其對歷史的.高度關注、對政治影響方式的抉擇，將倫理政治理論引入一個實際運作的新境地，儘管政治家實際運用中懸擱了它的基本原則，但畢竟改變了它的懸空及完全變形的兩種悲劇命運。

從更寬泛的背景上看，董氏之所以能夠成功地爲早期儒家倫理政治理論建構打上休上符，是因爲他得到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雙重啓發。在前者，由於～種雙重機緣，使董氏可以明察其時代的政治走向。一重機緣是，西漢已成功地建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因而他可以免孔、孟、荀亟於設計一套治亂方案的緊張，而安心設計更有利於國家治理的方案；另一重機緣是，漢開國以來，對秦政的反思，使統治者本身覺察到了社會“更化”的必要性。漢初黃老無爲思想獲得政治支配權，帶來了一時的政治穩定，但漢皇室統治者敏銳發現，戰爭創傷後一段時間的“與民休息”政策的政治功用不可能持久，“無爲”且容易助長政治分裂。因而到武帝，纔有舉賢良對策的舉措。但這一舉措，對早期儒家的倫理政治建構，卻具有不可小覷的意義。二者改變了先秦儒家悽悽惶惶奔走各國兜售倫理政治的窘迫，變而爲皇室在一種利用倫理政治理論透入政治實踐的氛圍中，禮待儒家言述；二者開啓了漢代以後儒家作爲國策派的大門，使其有機會以自己的論說影響政治操作。在後者，也由於一種雙重機緣，使董氏可以建構以系統性見氏的倫理政治理論架構。一重機緣是，與政治緊密相聯的漢初思想家，已創造廠一種以批判秦政完全將政治操作化，而祈求予政治以長治久安的安排。另一重機緣是，董氏對漢以前的各家加以了認真的總結分析，悉心的消化汲納，這使他不僅可以承繼儒家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而且可以將之定格定位，加以系統佈局。董氏之所以能夠結合漢時政治社會變化，建立以大的系統表達的倫理政治理論，完成孔、孟、荀未竟的思想事，歷史爲其提供了最優厚的條件。

（一）詮釋《春秋》：以微言大義凸顯混亂時世中倫理政治的意義。自孔子始，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成爲儒家表達思想的權威依據，亦構成爲儒家思想建構的豐厚精神資源。儒家大師對六經，一般取“六經皆治”的態度。尤其是孔丘，“刪詩書，定禮樂”，“五以學易”，“韋編三絕”，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但自孔子以後，這一局面雖大致保持，卻表現出各家略有側重的特點。並且，因其側重而體現其學術性格，“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衝廠’。（趙峻：《孟子題辭》轉引自焦循：《孟子正義》）《詩》中意涵的“天生蒸民”，“好是鉻德”，仲》中意涵的“天視、聽自我民視葉”等觀念，在孟子的創造性詮釋中，被轉換生成爲仁心善性的心勝之學。董仲舒則不像孟子那樣偏重《詩》、《書》。董氏“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史記·儒林列傳》《春秋》一個，成爲董氏治學致思的經典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