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根據陽陰五行和天人感應的理論，提出各種不同的災異是人事的何種錯誤所導致的，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董仲舒《賢良三策》災異論的論文範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中國古書中有許多關於災難的闡釋。其中正史《五行志》中有大量關於災異的記載和闡釋。我們以《漢書》中關於災異的大量記載來了解古人是如何看待災難的。漢代的人們往往把災難與人世間發生的人爲事故結合起來，企圖給災難一個科學性的解釋。例如《春秋》十四年記載言“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解釋說這是因爲四國一起討伐魯國，在龍門擊敗了魯國的軍隊，百姓因爲這場戰爭遭受的傷害還未痊癒，對國家徵兵的怨恨還未消除，君臣之間不勤於政事，不能保護祖先的宗廟於兵災，所以上天降下災禍以懲罰。
而劉向認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當時這些宮廷中的妾有不軌的行爲，所以這些女人不能去祖先的宗廟中燒香。齊桓公不明白這些道理，與他的妾一起到齊國去拜訪。有人在齊桓公面前進讒言，齊國的侯王聽到後於是殺掉了桓公。
嚴公二十年夏，齊國出現了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公好色，聽信女色讒言，把小老婆扶上正位，反覆多次這樣做，所以招致了災難。齊桓公不明白，等他死的時候，孩子們爭奪王位，導致自己的屍體 9 個月都無法下葬。
一
顧頡剛說：“漢代人的思想的骨幹，是陰陽五行。無論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學術上，沒有不用這套方式的。推究這種思想的原始，由於古人對宇宙間的事物發生了分類的要求。他們看見林林總總的東西，很想把繁複的現象化作簡單，而得到它們的主要原理與其主要成分，於是要分類。但他們的分類與今日不同，今日要用歸納法，把逐件個別的事物即異求同;他們用的演繹法，先定了一種公式而支配一切個別的事物。其結果，有陰陽之說以統轄天地、晝夜、男女等自然現象，以及尊卑、動靜、剛柔等抽象觀念;有五行之說，以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與其作用統轄時令、方向、神靈、音律、服色、臭味、道德等，以至於帝王的系統和國家的制度[1]。”根據現存的史料，陰陽說起源於《周易》，五行說起源於《洪範》。
《左傳》昭公九年，陳國發生了火災。董仲舒把這次災禍與陳國發生的弒君事件結合起來進行闡釋。他說陳國的夏徵舒殺害了君王，楚嚴王假託爲陳國的國君報仇討伐夏徵舒，陳國國民關閉國門結果招致楚國滅陳。
陳國的百姓和大臣對此非常憤怒，所以纔會導致陳國發生了火災。對於同樣這一件事，劉向的解釋說陳侯的弟弟招人殺害了太子偃師，這些都是外因，不是招致陳宮殿失火的主要原因。
《漢書》卷二十七《五行志》下記載：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傳》曰邑河三日不流，晉國的國君率領羣臣慟哭，之後水才流。劉向說山陽代表君王，水陰代表百姓，天降下災害，君道崩壞，所以百姓發生動亂，百姓因爲叛亂將流離失所。君王率羣臣慟哭，水才流了，這是喪亡的徵兆。梁山位於晉國地界。以後果然厲公因爲殺掉了三卿，招致了厲公的暴亡。
古時，科技不發達，史學家往往把地震與人事牽強附會地聯繫起來，企圖做出自己的解釋。如《漢書·五行志第七下之上》雲：史記周幽王二年，週三川皆震。劉向以爲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用陰陽五行的思想把地震的滅亡與王朝的興衰聯繫起來，這是古人對地震的解釋。該書對地震記爲：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犍爲柏江山崩，皆涌江水，江水逆流壞城，殺十三人，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涌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
董仲舒是祥瑞說和譴告說的集大成者，這兩大武器，一爲政權更替尋找王權合法性的根據，一爲限制王權的無限膨脹。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並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饞賊妬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遊，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樑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先之應也。(《春秋繁露·王道》)爲了證明譴告說的有效性，董仲舒用週末的災異現象爲現實根據：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製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併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畫晦，彗星見於東方，孛於大辰，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春秋繁露·王道》)因爲歷史學是以過往的人類社會爲自己的研究對象，但是歷史研究者卻生活在現實之中，無論如何也離不開他所處時代的現實條件的制約，這種制約性決定了歷史學家總是帶着當代社會的烙印去歷史中求索、說明或解釋當代的問題，以獲得歷史的啓迪。
在中國古代關於地震最早的記載見於《漢書·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雉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着岸肋，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五行志》中記載的漢代的地震就有惠帝二年(公元前 193 年)、武帝徵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 72 年)、元帝永光三年(公元前 41 年)、成帝綏和二年(公元前 7 年)等多次。
不僅史學家用這種五行理論來解釋天與人事，而且古代管理科舉考試的考官也經常在試題中探討此類問題，他們認爲在天人關係領域之間存在着對應的關係以及在這微妙的原則下所發生的交疊現象。考官們引《書經》中的`《洪範》章作爲經典的中心，要求考生們解釋人類的五事如何與上天的秩序的五行相對應。董仲舒在《賢良三策》中討論了自然災害在社會中的作用及其對政治的影響。荀子認爲天與人之間存在着相互作用，後者的命運依賴於自己有效的統治能力。
二
董仲舒根據陽陰五行和天人感應的理論，提出各種不同的災異是人事的何種錯誤所導致的，並詳細論述了免除災異的不同措施，所以董仲舒認爲天子畜民比事天更爲重要。董仲舒提出消除災異要貴微重始、防微杜漸，消弭災異於未發，意在提醒專制君主要注意自身的錯誤，要慎始慎終。董仲舒的災異說對專制時代有效防止天子濫用權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影響甚遠。
能夠以天之端，正王之政，即按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規律辦事，天就會顯示祥瑞予以獎賞;反之，天就會利用反常的自然現象和災害進行譴告、懲罰。爲此，董仲舒對《春秋》中所記大量反常天象和災害與社會政事的得失一一進行比附，以證明天意不爽。對於具有無上權力的皇帝來說，任何人都是他的臣下，規勸他是很難的。在迷信天命的時代，搬出天來制約皇帝有其必然性。
除了儒家理想的君主三皇五帝以外，還沒有一名君主真正能夠體察“天心”，實施仁政，不斷地積衆善以爲功。董仲舒於是設法補救。君權既然是上天給予的，補救的途徑也只能從天上去尋找。於是，董仲舒對《春秋》中所記載的大量災異進行了新的解說，強調災異是對君主失誤的警示和譴責。但在《春秋繁露·二端》中說“《春秋》至意有二端”，其一端是他闡發大一統思想的“元年”的“元”，“以元之深，正天之端，正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另一端就是災異，《春秋》中大量記載“日食、星隕、有蜮、山崩、地震”等等，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天譴而畏天威。其實，在《春秋》中，雖然記有異和災多達 50處以上，還有不稱爲災異的日食 36 次、星變 5 次等，《公羊傳》只把其中的兩次災異和天的警示聯繫起來。
可是，我們從《漢書·五行志》中可以看到，《春秋》及《公羊傳》中並沒有與天誡、天譴相聯繫的災異以及日食、星變等，董仲舒幾乎全部與政事掛上了鉤，證明那是天誡、天譴。粗略統計，《春秋》中所記災異及日食星變等，被董仲舒稱爲天誡、天譴的就有 77 件之多。
五經雖然也提及河出圖、洛出書之類的祥瑞，卻很少談及災異與人事的關係。董仲舒之前，儒家大師也不講災異。董仲舒是漢代經學家中大談災異的第一人，《漢書·五行志上》就說：“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認爲他能成爲“儒者宗”，和他始推陰陽災異有直接關係。在他的影響之下，劉向劉歆父子、眭孟、夏侯勝、京房、翼奉、谷永、李尋等經學大師，競相效仿，都成爲災異言政事的名家，經學的神祕化、神學化惡性發展。到西漢末年讖言、緯書的泛濫，達到了高峯。
但是董仲舒的災異論也不是空穴來風。他提出了自然與生態環境關係的問題。
宋代歐陽修在《新唐書》中談論《春秋》中的災異。歐陽修把孔子描述爲在聯繫人事與天的關係上十分謹慎。按照歐陽修的看法，孔子將災與異看做“讖”，孔子以此正確地灌輸“恐懼修省”。歐陽修注意到孔子“蓋慎之也，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2]。歐陽修把自然災異與人事首次分離開來。這表明了古人在天人關係上的進步。
一方面，社會變遷對環境運動的影響將導致重大的相變，特別是大量的環境問題轉變爲社會問題。這種影響分別表現爲社會變遷對於聚落環境、地理環境、地質環境和星際環境的影響。由遠及近地看，人類航天技術的發展開始影響了我們的星際環境;原子能技術和工程技術已經能夠影響我們的地質環境;人類社會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對於地理環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但是，社會變遷對環境運動影響最大的，當屬我們對聚落環境的影響。社會變遷對環境運動的影響具有整體性，由此而導致的環境問題向社會問題的轉變也具有整體性。這也就是說，社會變遷不僅使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轉變爲社會問題，而且使得這些社會問題形成了一個整體，成爲全局性的問題，成爲世界性的問題[3]。
這也提醒我們，人類生活的環境和自然，應該要人性地對待之，要克服人類自私自傲的本性，順應自然的發展，不能人爲地破壞自然，任意製造人工自然，瘋狂地掠奪自然資源，所以地球上的地震等自然災害，實際上也是對人類的報復和譴責。在自然災害面前，人類要學得更聰明一點，更加自覺地適應自然。在地震最爲嚴重的地區，實行環境移民，將這些災區的居民遷移到遠離山體的地帶，最後能把這些災區的居民遷移到周圍的大城市周邊地區，建立一些衛星城鎮，改變他們原來的生活方式，適應新的環境。雖然我們現在不能準確地預測地震的發生，但是我們可以通過研究地質環境的變遷歷史，明智地決策我們的未來，預防地震災害的影響。
我們可以將那些地震中心地區變成旅遊區，而不設居民常住生活區，儘量避免再次遭受地震的威脅，這纔是人類在自然面前求生的智慧選擇。通過研究該地區歷史上地震發生的頻率，我們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未來，不必付出無謂的犧牲和代價。
董仲舒那種以災異警惕統治者的說法有着一定的科學化因素。通過自然對人類的報復，人類也學會了人性化的自然知識。人與自然的關係迄今並沒有得到科學的對待，只有人性化地對待自然，人類才能學會與自然相處，從自然中吸取教訓，善待自然，獲得人類最佳的生存空間，避免自然災害的報復。
參考文獻：
[1] 顧頡剛.漢代學術概論[M].上海:東方出版社,1996:1.
[2]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34 [M].北京:中華書局,1971:873.
[3] 沈殿忠.論環境社會學的邏輯起點[J].江海學刊,2008(2):12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