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哲學”的若干問題淺議

西方文化中歷來有所謂“哲學”一門，此門學問源遠流長。比照西方的哲學敘述和討論，20世紀以來，不少學者都曾討論到“中國有沒有哲學”或“什麼是中國哲學”。其實，關於中國有沒有哲學，本來，即使在19世紀以前的歐洲也不成其爲問題，至少在1687年，巴黎已經出版了《孔子與中國哲學》。萊布尼茨頗受此書影響，他自己後來寫了《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又名《關於中國哲學的信》，1716年）。對於萊布尼茨，中國不僅有哲學，而且他自己頗爲之所吸引。黑格爾固然貶低中國哲學，但在其《哲學史講演錄》中仍列有“中國哲學”一節。康德似少談到中國哲學，但這位被尼采稱爲“柯尼斯堡的偉大中國人”，在其《純粹理性批判》中仍強調：“以道德哲學高於理性所有一切其他職務，故古人之所謂哲學家，常特指道德家而言；即在今日，吾人由某種比擬，稱以理性自制之人爲哲學家，固不問其知識之如何淺狹也。”① 在康德的哲學家定義下，歷史上的儒學大師當然是哲學家。　 黑格爾之後，伴隨近代西方的強盛興起，西方文化中心論主導了學者的心靈，一般學者認爲，中國形上學傳統不強，認識論與邏輯不發達，即使中國有哲學，也偏於政治與倫理。其實，這不僅忽視了中國哲學中的道家傳統和佛教傳統，而且更反映了近代西方哲學問題意識影響下的侷限。近代西方哲學從“認識論的轉向”發展到“語言的轉向”，出現了消解西方傳統形上學的努力，乃至海德格爾以來西方哲學關於“哲學的終結”的斷言，徹底改變了現代哲學的問題視界。另一方面，分析哲學對古典哲學的傲慢也越來越失去意義，在當代美國，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越來越成爲哲學的關切焦點。不僅如此，美國和歐洲近年來堅持“中國哲學”研究和“比較哲學”研究的學者也日益增多，並取得了一些對歐美哲學界有影響的研究成果。這些都爲我們提供了重新認識中國哲學的不同於20世紀前期的新背景。二　 當馮友蘭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撰寫《中國哲學史》的時候，在他看來，我們有兩種選擇：一是堅持以西方所謂哲學爲標準，較嚴格地取中國義理學中可與之對應相當者，以此爲“中國哲學”，研究之，撰寫《中國哲學史》。一是以中國義理之學本身的體系爲完整對象，研究之，而撰寫《中國義理學史》。甚或進而以中國義理學爲標準，寫成西洋義理之學史。馮友蘭自然選擇前者，因爲20世紀的中國學術就是一個與世界，或者說西方“接軌”的世紀。他對第二種選擇之不宜，解釋說：“就原則上言，此本無不可之處。不過就事實言，則近代學問起於西洋，科學其尤著者。若指中國西洋歷史上各種學問之某部分而謂爲義理之學，則其在近代學問中之地位，與其與各種近代學問之關係，未易知也。若指爲哲學，則無此困難。此所以近來只有中國哲學史之作，而無西洋義理之學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國哲學及中國哲學家之名詞。所謂中國哲學者，即中國之某種學問或某種學問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也。所謂中國哲學家者，即中國某種學者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家名之者也。”② 可見，這裏所說的作中國哲學史的問題關聯着作爲學科的中國哲學的定位與合法性。所以，馮友蘭的這個說法表明，是否寫“中國哲學史”，涉及是否設立“中國哲學”這一學科，涉及到是否設立“哲學”學科，涉及到是否整個引進近代西方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不僅僅是“中國哲學史”如何寫作的問題。如果我們肯定源於近代西方的現代大學建制，肯定大學建制中“哲學”一科的必要性，則必然要肯定從“哲學”的方向對於中國古代思想的研究與教學。　 如何處理中國固有的義理之學體系中與西洋所謂哲學不甚相當者呢?馮友蘭說：“中國哲學家又以特別重視人事之故，對於宇宙論之研究亦甚簡略，故上列哲學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學於每部皆有極發達之學說，而中國哲學則未能每部皆然也。不過中國哲學家注重內聖之道，故所講修養之方法，即所謂爲學之方，極爲詳盡。此雖或未可以哲學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國實甚有貢獻也。”③ 馮友蘭一方面承認“此雖或未可以哲學名之”，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中國哲學史》中則對此有不少敘述。就是說，某些中國傳統的義理之學的內容雖不見於西洋哲學的討論，但仍可以作爲中國哲學史的內容加以敘述。　 可見，由於中國古代義理之學與西方所謂哲學範圍並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謂哲學之範圍而切割古代義理之學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謂之中國哲學，則古代義理之學的固有體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壞，且其體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謂中國哲學。這樣一來，在事實上，我們在馮友蘭給出的兩個選擇外，還可以有第三個選擇，那就是，我們可以把中國義理之學即作爲“中國哲學”，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謂哲學嚴格限定之。可以說，自馮友蘭以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種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即一方面在理論上認定以西方哲學的內容爲標準，另一方面在實際上以中國義理之學爲範圍。20世紀的學者並沒有表現出強烈的願望去在理論上充分解決這個問題。三　 30年代後期，張岱年在其《中國哲學大綱》的序論中，也是一開始先討論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定義。在他的討論中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西方哲學中沒有統一的哲學定義，他說：“西洋哲學家所立的哲學界說甚多，幾乎一家一說。其實都只是一家哲學之界說，而不是一般哲學之界說。總各家哲學觀之，可以說哲學是研討宇宙人生之究極原理及認識此種原理的方法之學問。”④ 雖然哲學家們的“哲學”理解往往各立一說，但哲學教育家需要一種綜合的“哲學”定義，張先生的這個說法是把哲學歸結爲有關宇宙、人生、認識方法的學問。　 第二，中國古代沒有與哲學意義相同的總括性名稱，他說：“中國古來並無與今所謂哲學意義完全相同的名稱。”他同時指出，先秦所謂“學”、漢人所謂“諸子之學”與今所謂哲學大致相當；魏晉時所稱玄學，意謂約略相當於今之哲學；宋代以後所謂道學、理學、義理之學，其內容與今所謂哲學甚相近。但是，玄學、道學是各有其界域的，各是某一派哲學或某一類型哲學的名稱，“與今所謂哲學之爲一般的名稱，並非相同。而總括玄學與道學的一般名稱，在以前實在沒有。”⑤ 這符合中國古代學術史的實際情形。　　第三，在東西文化的視野中，“哲學”應當是一個類稱。張岱年提出：“中國先秦的諸子之學、魏晉的玄學、宋明清的道學或義理之學，合起來是不是可以現在所謂哲學稱之呢?中國以前的那些關於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論，是不是可以叫做哲學?關於此點要看我們對於哲學一詞的看法如何。如所謂哲學專指西方哲學，或認西洋哲學是哲學的唯一範型，與西洋哲學的態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外一種學問而非哲學，則因中國思想在根本態度上實與西洋的不同，而中國的學問當然不得叫做哲學了。”他自己並不贊成這種看法，他提出一個很爲重要的思想：“我們可以將哲學看作一個類稱，而非專指西洋哲學。可以說，有一類學問，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學，這一類學問之總名是哲學。如此，凡與西洋哲學有相似點而可歸爲此類者，都可叫做哲學。以此意義看哲學，則中國舊日關於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論，便非不可名爲哲學。中國哲學與西洋哲學在根本態度上未必同，然而在問題及對象上及其在諸學術中的位置上，則與西洋哲學頗爲相當。”⑥　 張岱年最後說明，哲學又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之不同，歷史哲學、政治哲學、藝術哲學都屬特殊哲學，一般哲學則不包括特殊哲學，專指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而他在《中國哲學大綱》中所用的“中國哲學”乃是指一般哲學，故不論及中國的.各種特殊哲學。事實上，20世紀的中國哲學史家對於有關中國思想的“哲學史”研究的分界，無論在範圍上還是內容上，都有明確的自覺，中國哲學史家從來沒有企圖以哲學史的研究代替整個的古代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