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出現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隨着描述性的翻譯學逐漸興起，翻譯中的文化研究也漸漸盛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越來越明顯，並漸漸被翻譯界所認識。
關鍵詞：體現;譯者主體性;琶傑本《格斯爾》
一、琶傑本《格斯爾》簡介
琶傑本《格斯爾》是“突出的格斯爾說唱藝人”之稱的著名民間藝人琶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創作演唱的，有四萬多行詩文。這是民間藝人琶傑在發揮蒙古族史詩創作固有傳統的基礎上，根據《北京木刻本》的內容情節，進行加工再創作的，更豐富更有趣的傳唱作品。琶傑本《格斯爾》描寫的是玉皇大帝次子、“威震十方的聖主”格斯爾降生人間爲民消災除害的業績。他大顯神通，把破壞牧場的鼴鼠精、抽食嬰兒舌頭的魔鬼喇嘛和稱霸北方的黑色斑斕魔虎等一一消滅，又施展法術把沙漠改造成肥美的草原，使荒涼貧瘠的故鄉變成了人畜兩旺的人間樂園。他成爲國王之後，對內推行造福百姓的仁政，對外與友好部落和國家大力發展睦鄰關係，協助契丹國王整頓朝政，同時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粉碎了一切敵人的.尋釁進犯。此後，格斯爾又經歷了各種磨難，戰勝了圖謀不軌的仇敵，終於迎來了部落的持久和平和幸福。作者在編唱時繼承發展了古代英雄史詩的傳統，帶有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同時又以巨大的藝術概括力描繪了古代社會生活，富有草原氣息。它的結構宏偉縝密。每章包括一個完整的故事，具有說唱文藝易地多次講述的特點。但各章之間又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繫，故事情節打破了一般古典史詩單一化的程式，較爲繁富曲折。緊張熱烈的戰鬥場面和詩情畫意的抒情描摹交相輝映，具有一種特殊的藝術魅力。它的語言兼有民間口語的生動性、形像性和書面語精煉雋永的特色，散文中含蘊著內在的節奏和韻律，適於誦讀。史詩大量吸收了神話傳說、民間俗諺、祝詞讚詞、咒語格言，巧妙地運用了比喻、誇張、擬人、反覆等表現手法，使整部作品呈現出雄渾瑰麗、多彩多姿的藝術風格。
二、譯者主體性體現
(1)譯者所受的制約性
譯者在文學翻譯活動中自始至終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客觀因素的影響。這些約因素都包含着兩種語言文化特點及組織規律，原作的語言特點及內容，譯者所處的時代及相應的時代語境，譯者雙語能力以及譯者本身作爲第一讀者身份和目的語受衆等等諸多因素。其中最根本的制約因素是要依據原作來進行翻譯活動，不任意添加或篡改原作內容，把原文真實的展現給讀者。
蒙語和漢語分別屬於兩種不同的語言符號系統，詞語的意義和句子構造都有所區別。若蒙語文化體系中的文學作品被引進漢語文化體系，則說明原有作品所處的文化語境已經改變，而其在漢語語體系中所展示的語言符號及面貌必然發生變化，這時譯者作爲翻譯活動的主體在賦予原作新面貌的活動中，便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起主要作用的是譯者本身的創造性翻譯能力，但同時又會受到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限制，以最大限度的保證譯文質量。琶傑在編唱時吸取和運用了許多精煉的民間俗語，好來寶式的讚語、諺語、民歌、巧妙的對話等等這些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語言，這對譯者帶來一定的難度。
(2)譯者的創造性叛逆
郭沫若先生曾說過：“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譯等於創作，甚至還可以超過原作。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時候翻譯比創作還要困難”。譯者在翻譯原作時，不是簡單地把原文語言符號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符號的，而是採用各種翻譯技巧及策略，有時甚至在不影響原文內容的前提下進行創造性叛逆來保留原文內容和意義，以及本身所用語言也充滿藝術美感。下面主要探討譯者採用的翻譯策略所體現的譯者主體性。
1、對兩種語言文化中有對應事物的翻譯使用歸化翻譯策略。綜觀譯文，譯者爲追求譯文符合漢語言文化規範而把蒙古語和漢語意義相等或相近的詞語儘量採用歸化策略的例子隨處可見。譯文中出現的各種神靈的名字如“天王”、“十方神王”、“三十三重天”、“三大卜神”、“四海龍王”等等都是漢語言文化中相應的人物，“犏牛”、“犍牛”等牲畜的名稱也是如此。這樣的譯法更容易把握原文內容。在原文中榮薩揭發格斯爾偷偷宰羊的行爲時作者運用對偶的手法，更加形象的說明了兄弟之間不和諧的關係。譯者就採取了直譯的方法：“不燃紫丹，何以清空。不明事理，怎能心靜。不點柏枝，何以滌靈。不懂事物，怎不懵懂”。雖然是按原語文本的直譯，但是聽起來鏗鏘悅耳，讀起來朗朗上口，便於記憶，毫不影響對原文的理解。還有一些作者根據東蒙古愛情題材的民歌改編的詩句，譯者在翻譯時根據原文意義發揮自己的創造性譯成與漢族文化相應的詩句，保留了原韻文體的形式和美感。對於蒙古族民間諺語、英雄史詩讚美絕世美女的常用詩文采取了直譯方法。如原文中把美女比喻成寶玉、玉石等稀世珍寶的韻文譯成了：“玉石儘管發光，不磨就不亮，國王縱然權威，不說怎能知詳?寶石儘管發光，不磨它就不亮，國王縱然猜疑，不說怎能想象”。這樣對於漢語讀者來說更加通俗易懂，還保留了原韻文的形式。
2、對兩種語言文化中完全無對應事物的翻譯使用異化翻譯策略。蒙古族特色的奶食品及食俗有關的詞語直接音譯成阿爾吉、浩爾吉、希爾吉、寶爾吉、德吉等等。還有“哈那”、“套腦”等蒙古包的組成部分也採取了音譯的方法。異化策略有助於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同時原語文化將會豐富目的語文化和目的語的語言表達方式。其實，無論是哪一種譯法譯者都注意在不違背原文內容與意義的前提下儘量顧及到原文形式、韻律美的問題。史詩既是文學、是詩，要求具有藝術價值和韻律美;又是民族知識的總彙，要有這就科學價值。這就決定了史詩翻譯的難度，需要譯者發揮創造性既要保證語義上的準確，忠實原文又要行文流暢。
參考文獻：
[1] 王秉欽.中國翻譯思想史[M].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