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是人能夠看到、聽到、聞到、觸摸到的。按照是否有自然屬性來分，現象可分爲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淺談影視作品中的方言現象，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淺談影視作品中的方言現象 篇1
一、概說
通常而言，影視劇作的製作都要求使用標準語言。在我國，媒體主要使用是以普通話爲基礎規範化的語言來進行傳播的。但是當前媒介之中利用方言進行傳播成爲了一種不可忽視的潮流。到最近幾年，用方言製作的影視劇也越來越多，並且深受廣大觀衆的喜愛，例如《手機》、《天下無賊》、《武林外傳》、《瘋狂的石頭》、《大電影》等等。這些影視劇一經播出，便吸引了廣大觀衆的眼球。那麼究竟爲什麼影視方言現象愈來愈多，而且頗受歡迎呢?從語言學角度來看，主要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分析：語言和文化、社會語言學。
關於“方言”的概念，語言學上的方言包括兩類：一是社會方言，社會中的人羣由於性別、年齡、社會分工的不同而分爲不同的言語集團，同一言語社團的人們之間相互聯繫密切、交際頻繁，從而形成了不同於其他社團的特點，平時我們說的“……腔”如“官腔”、“學生腔”等就是一種社會方言。二是地域方言，這也是通常意義上的“方言”，是全民語言在不同地域的分支，即漢語中俗稱的“話”，如“上海話”、“山東話”等等。我們所說的影視作品中的“方言現象”也就是指影視作品中出現的“地域方言”，文中的“方言”均指“地域方言”。
二、從語言與文化的角度看影視方言現象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人類思維的每一個成果，不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都是用語言的形式肯定下來的。研究語言不能不顧文化，研究文化也不能無視語言。方言和語言在本質上沒有區別，只是通行區域上的區別。“語言忠實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全部歷史文化，忠實反映了它的各種遊戲和娛樂，各種信仰和偏見。語言不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實在還對思想的感情產生種種影響。”所以地域文化是方言無法背離的文化紐帶，而以方言形式表達出來的影視劇也反映出這一處的地域文化。
方言傳播實際上是對地域文化的一種認同。哪一種方言(基礎方言)成爲“雅言”、“通語”、“四方之通語”及後來的“官話”，是由客觀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決定的，自然說這種話的人就具有語言的優越感，而現今影視劇作中採用方言，即是認同這個方言、認同這個地域的文化，從而讓持這一方言的民衆也具備優越感，所以受到本方言區人們的喜愛。韓鴻先生也指出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方言電視文本正成爲方言區居民實現自我認同、從事意義和快感的再生產的文化資本，同時折射出地域亞文化不滿自身現狀、謀求重新建構自我身份、提升自我文化地位的訴求，以及地域文化在日益邊緣化過程中的去中心化與中心化策略。
那麼非本方言區的觀衆爲什麼也喜歡呢?因爲普通話是以北方方言爲基礎方言，聽得懂普通話、會說普通話的人在理解以北方方言形式寫成的影視劇本上基本不存在問題。而影視劇裏的方言現象大多是北方方言，少數吳語影視劇，如《老孃舅》只能生存於說吳語的地域。從符號學來說，只要受衆與媒介之間有共同的符碼規則，那麼採用方言抑或普通話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只要意義能夠爲受衆理解，語言只是形式而已。另外影視語言的要求也不同於其他藝術形式，有着自己特殊的要求和規則。其中一條就是要求語言的口語化、通俗化，試問又有什麼語言能比各地的方言更口語化、通俗化呢?
三、從社會語言學角度看影視作品的方言現象
按照社會語言學的觀點，語言態度是指個人對語言或方言的價值評價和行爲傾向。影響語言態度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其中一個方面是：語言感情傾向有時候可能導致提高對家鄉話的價值評價。所以方言就像一條社會紐帶，而這種紐帶是普通話無法建立的。韓鴻先生提出，在市場化背景下的收視率邏輯中，電視作爲一個文化生產場，勢必以所在地區爲目標市場、以區域性觀衆爲主要定位，這時方言這種“獨特的言語形式”可望成爲連接觀衆的紐帶，尤其在以展現地方風土人情爲主要內容的文本生產中，電視視聽合一的要求使方言運用成爲真實性所安排的一種選擇。
非方言區的觀衆，對於普通話文本的影視劇作，已經產生了審美疲勞，而方言文本通過視聽符號的變化讓觀衆產生新鮮、刺激、驚奇的另類快感。根據“陌生化”理論，藝術的技巧就是使對象陌生化，語言的陌生化是其中一種，通過語言的扭曲和變形，也可以增加審美快感。所以方言文本對其他方言區的觀衆產生陌生化效果，這也是方言文本產生全國影響的重要原因。
四、小結
影視方言現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它反映着一個地域的文化，是地域文化的載體，同時它是聯繫觀衆的社會紐帶。
使用方言進行傳播的文學形式古已有之，並且歷代的文學樣式中都有以方言形式而存在的，這些文學樣式和內容對後世也影響至深。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最重要的部分“國風”，多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它卻成爲我國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先河；以屈原爲首創作的《楚辭》，具有濃烈的楚國地方色彩，屈原卻成爲我國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鼻祖。現代文學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如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老舍的戲劇《茶館》、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等，都大量採用方言、土話、俚語等，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文學青年和非文學青年。也正是這些以方言形式的文學的存在，爲後世語言學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寶貴的資料。
淺談影視作品中的方言現象 篇2
扶貧題材劇《山海情》製作了方言原聲版和普通話配音版兩個版本，從收視反饋來看，方言原聲版憑藉獨特的感染力，收穫了更多好評。儘管該劇已在各大衛視頻道收官，但觀衆對方言對白的討論仍然餘熱未熄。在過去一年裏，隨着包括國慶檔冠軍影片《我和我的家鄉》、戰爭題材電影《八佰》《金剛川》等電影的上映，方言與影視作品的融合有了更爲縱深的探索。
語言作爲電影藝術表達的重要範疇，成爲主題表達、人物形象塑造、影片藝術審美構建的重要載體。以方言爲切入點，探討影視藝術語彙體系的流變及其發生機制與文化成因，或可爲影視跨學科研究、影視對白領域生成與發展研究等提供新的思維與路徑。
方言影視作品在主流文化敘事下的突圍
長期以來，普通話以中心話語的形式進入影視領域，在長久實踐中構建相對穩定的話語範式，形成了以國家意識爲外部因素、民族文化溝通爲內部因素的格局，二者相互調和生成的動態語言系統，爲全國範圍內語言體制化的建構提供了方向和標準。
在討論方言影視劇的突圍之前，需要看到普通話和方言的間離與融合。就語言的發展來看，明顯的特徵是普通話不斷吸收方言詞彙，很多方言被納入修改版《現代漢語詞典》，某些方言的表達在傳播中被大衆熟知並認可，以普通話的用法固定下來，學者邵敬敏曾用“普用方言詞”的概念來描述此類詞彙。筆者認爲，在這樣的過程中，影視劇以可視化公共傳媒的方式參與傳播環節並起到重要作用。這種轉化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兩者在語用與語法上的共性，也爲方言在影視中的合理使用提供理論支撐。
在界定之初，普通話與方言就擁有對立身份，並在隨之而來的文學現代化潮流中強化了這種認知。現代漢語交際語言中經典文本的合法席位長期由普通話佔據，導致了方言文化的失語。於是，電影界使用普通話作爲話語範本成爲自然而然的選擇——普通話成爲主流影視語言，而方言被逐漸忽視和邊緣化。
受地域偏見和語言歧視的影響，方言與地域文化的發展陷入困境。在與主流文化敘事的突圍中，方言包括其承載的地域文化將目光投向了視聽媒體領域，以聲音的方式構建傳播符號，進入可視化公共傳媒，尋求話語構建方式，並通過方言審美的塑造推動語言認可和認同的進程，實現對主流文化的改寫與突圍。
本土化敘事話語與自我身份的構建
八十年代以後，影視藝術領域看到了以本土化敘事語言構建自我身份認同的可能性，開始主動嘗試選擇方言。以張藝謀、賈樟柯等爲代表的導演羣體大膽探索方言的使用，將其引入影片體式，並以此構建了獨特的敘事風格。一方面，方言以邊緣話語的身份尋求突破口，視聽媒體則以聲音的形式提供傳播符號與新型話語構建方式，由此，方言通過自身審美與文化構建進入可視化公共領域，推廣本土化的身份認同。另一方面，在現實主義題材與底層敘事中，小人物經常以方言出境，這在電影敘事與語用效果上大大增強了觀衆的認同感，帶有地域色彩的方言也更富表現力，進而推動構建電影審美價值。
本土化敘事話語與自我身份的構建，還與第六代電影導演民間立場下的底層敘事與望鄉情結相關聯。第六代導演將販夫走卒、小偷妓女、無業青年等邊緣人物融入影片敘事，以紀實風格展現邊緣人物的生存狀態和內心情感，從尋求貼近生活表達的藝術理念出發，發掘高度統一與規範化的時代背景下普通羣衆的生活狀況，以方言言說的形式解構廟堂之高的權威與理性表達，進而解構個人與集體的邊界。由此，方言的使用與“底層敘事”和“鄉土意識”相互支撐，構建起第六代導演電影風格的紀實美學體系。
作爲本土孕育的語言文化，方言營造的話語空間與影片敘事構建的影像一脈相承，展現出方言背後包含的地緣關係與鄉土敘事。本土化的淳樸畫面將語言表現與電影敘事邏輯中的尋根性特質聯繫在一起，成爲導演尋求故鄉敘事、紓解望鄉情結的自然表達。隨着青年電影人的成長、當下尋根文化的深化與羣體記憶的追尋，大量以方言表達地域特色和原始生活風貌的影片還將在電影勢力中繼續培育和衍生。
影視藝術與方言文化互爲表裏的推促
近年來，獨立電影與類型電影對地域文化表達的關注與追求成爲新趨勢，從語言構建與方言表達中挖掘地域文化內涵成爲有效的途徑。近年來，國家針對方言資源保護與開發出臺了相關政策，許多導演在創作中做出嘗試，無論是出於影片表達的需要，還是自覺地傳承與推廣方言，這些實踐進一步推動了方言在影視藝術領域的應用和發展。
方言本身具有邊緣屬性，這就使得其在講述和表現主流以外的羣體時更顯真實和立體。當小衆語言表達的藝術獲得社會認同，小衆就變成了大衆，這是影視與方言互爲表裏的推促。如何在市場化語境與羣體心理中獲得認同，如何以語言爲切口將地域文化打入公共傳媒領域，如何推動本土化敘事與自我身份體認的價值形塑，成爲方言影視作品的研究方向。
方言展示了原生態面貌，它繪製與傳達了一種粗糙卻具本色的原始狀態。當這種氣質與多元化語境下更具包容的文化機制相遇，其發生與流行便具有了氛圍和話語空間。在方言日漸式微的今天，鏡頭語言詮釋和表達其交流價值之下的深層內核。在大衆觀影浪潮與市場化運作制度之下，電影由消費品向文化產品轉型，方言創作是其中重要的探索方向，或許值得各界給予更多的思考與關注。
淺談影視作品中的方言現象 篇3
方言有強烈的生命力,蘊涵着生活氣息。方言鮮活的草根氣息穿插於影視作品中,生動地傳達出不同水土孕育出的人物的鮮明性格、習俗和風情,所以具有個性化色彩。影視作品中的方言,在將人物塑造得淋漓盡致的同時也體現出豐富的地域文化。本文探討方言在影視作品中的'作用及其文化價值,同時關注方言在影視作品中的影響。
近幾年,影視作品中的方言越來越受到觀衆的關注。這些影視作品,或採用某種方言,或以某種方言爲主,或雜用各種方言,或某些角色用方言作對白,出盡了風頭,方言正被強勢地植入我們的生活。
方言在影視作品中的作用
方言的使用能增強語言的感染力,輔助角色塑造。首先,能製造喜劇效果。一種方言對其他方言區的觀衆是陌生的,有新鮮、好奇、有趣的感覺,從而能製造出喜劇效果。小品最先挖掘出了方言的喜劇功能併成功運用,例如《超生游擊隊》到《賣柺》系列等……藝術是相通的,影視作品則借鑑舞臺表演的成功,在商業化、娛樂化的驅使下,自然也要引進能製造喜劇效果的方言。
其次,貼近大衆,更能創設真實的“生活化”效果。方言更貼近生活,是還原真實的重要手段。表現特定地域時,只有用方言纔有彰顯原汁原味的感覺,由此也能使影視作品更具有個性。同時,很多導演起用大量本色和非職業演員甚至採用偷拍方式,注重生活化表演。有的影視作品大量使用當地演員和羣衆演員,這些“演員”在鏡頭前用方言演戲的自如性大大超過了他們的普通話表演。方言讓觀者覺得親近、自然,有逼真感。
方言的使用能夠較好地切入受衆的民俗習慣、文化傳統,凸顯地域文化。語言作爲人類思想感情的交流工具,在影視作品中是不可或缺的。語言同樣是體現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有時甚至能比動作傳達更爲複雜而深刻、更爲強烈而豐富的思想和情感。
方言作爲“一方之言”,包含着民俗習慣、文化傳統、心理積澱等多元地域文化信息,具有深厚的當地特有的歷史文化底蘊,是當地民間思想的樸素表現形式。方言在其流傳的地域和人羣中,比任何一種外地傳來的語言包括國家推行的普通話都更具有活力、更具有生命力。影視作品中使用方言使觀者容易找到返璞歸真的感覺,受衆的思維闡發與人物語言表述趨於同步,從而在作品中獲得對其本土文化強烈的依附感、歸屬感和認同感。
影片《瘋狂的石頭》的成功除了緊湊奇特的劇情外,與四川方言的應用也是分不開的。方言的運用使得整個影片的語言更加貼近生活,還展現了濃厚的地方文化特色。當電影鏡頭越來越貼近當代社會特定地域內的小人物生活時,方言以普通話難以比擬的親和力和凝聚力,讓觀衆覺得銀幕上的小人物生動、親近、自然。當電影中的小人物們操着各自不同的地方語言訴說着他們的生活時,方言那鮮活的草根氣息穿插於影片中,爲草根一族代言,生動地傳達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性情與趣味。
方言是現實生活的影射。方言是一個地區文化最鮮活的體現,甚至可以說是地方文化的縮影。如果能熟練地使用方言,傳達出方言那種生動的生活智慧和獨特的語言韻味,則極易讓作品產生濃郁的生活氣息。
現代電影作爲一種綜合表現的有聲藝術,使得方言作爲特定地域文化鮮活的特徵變爲可感知的對象。方言是還原真實場景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像是自己身邊就曾發生過的一個真實的故事。2007年內地熱播劇目《武林外傳》,選取了中國特有的武俠作爲題材。作品以武林江湖爲外皮,故事內核卻是當代現實問題的投射,是一部借古喻今,鍼砭時弊的新外傳。《武林外傳》最吸引觀衆的是臺詞,它大膽緊隨當下中國內地所有流行文化的發展走向,劇情中涵蓋了對當今流行文化和社會現象的解構和嘲諷。故事中的人物時而唱起樂壇潮人天后的熟悉曲目,時而英語詞彙和各地方言穿插出現,時而還會來一段央視欄目《開心辭典》的智力問答,更有網絡流行語言或環保話題出現。
方言的使用表達出多元社會背景下民衆對於文化多元的內心訴求。長期以來,影視作品中幾乎呈現出一個純普通話的世界,觀衆也被政治味濃厚的“高雅”意義的純普通話世界所淹沒。
全球化的今天,在多元的文化語境的背後,文化也出現了向後現代文化變遷的潮流。人們不希望所有的影視作品都是嚴肅、高雅的,而是願意作品更多元化,注意不同的受衆。人們更希望影視作品能爲大家提供歡快、輕鬆、開放的內容。作品中的方言,給人們帶來獨特、輕鬆感受的同時,也順應了人們對文化多元的內心訴求,很自然地爲這部分受衆所接受。
方言在影視作品中的影響
方言在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中的影響是不同的,影視作品不是舞臺表演,受衆面廣、傳播速度快。方言影視的影響無論好壞都是不容忽視的。近年來,包括情景喜劇傑作《武林外傳》在內的衆多影視作品熱衷於使用方言,以製造喜劇效果、真實效果,打造作品的地域色彩和個性魅力。然而,方言劇的盛行,干擾了普通話的推廣,傷害了部分觀衆,也影響了演職員的藝術追求和創作能力,存在着嚴重的負面影響。所以,影視作品還是慎用方言爲好。現將負面影響簡單分析如下:
其一,不便於人們交流溝通,對普通話的普及產生不利影響。每個地區特定的語言、文字、文化,作爲人類文化、文明的一部分都是值得後人尊重和保護的。方言的繼承、保留作爲傳統文化,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它也有力地證明了文化的多樣性,但方言的地域性又使得它不能夠推廣,尤其是不可能像推廣普通話那樣推而廣之。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但在1956年就開始推廣普通話:語言的交流在當時尤爲重要。跨世紀的2001年,國家又正式施行《通用語言文字法》,當下的人類社會交往更加頻繁,語言的隔閡已成爲人際溝通、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礙,推廣普通話顯得更爲重要。而影視作品中的方言則逆流而上,不但不利於推廣普通話,而且容易造成一種語言中的“從衆”心理,在社會上產生不良文化影響,特別是對未成年人學習普通話極爲不利。而且影視作品中的方言即使把受衆“限定”爲方言區的某些人羣,也會使得影視作品成爲“小衆化”傳播,同樣不利於作品的推廣。
其二,容易引發特定地區歧視。長期以來,中國的影視作品秉承了傳統的“文以載道”的藝術觀念,作品在傳統經典藝術中確立的藝術至上的審美價值觀,使中國影視作品作爲最有影響力的敘事藝術,一向強調作品的宣傳教化功能,追求高雅的藝術品格。這在給予中國影視作品以豐富的文化藝術滋養的同時,也在不同程度上恰恰忽視了作品最大的受衆,削弱了影視作品中的流行文化以及它們應有的自由、輕鬆的天性和審美。
但當下熱播的影視作品中,特別是情景類喜劇作品則彌補了以上提到的遺憾。然而這類作品,又往往流行用方言塑造角色,它們在使人物鮮活的同時卻容易讓人物走向“臉譜化”的歧途甚至引發社會問題。例如電視劇《武林外傳》中的反面人物,無論是無賴的丐幫幫主小米、偷稅漏稅的怡紅樓老闆娘,都使用了河南方言:郭德綱在電影《落葉歸根》中扮演說河南話的劫匪……把“壞人”的方言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在特定省份,觀影時固然達到了一定的喜劇效果,可在製造喜劇效果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傷害了一部分人。“心酸的微笑”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一系列河南農民工在外的遭遇,以及那部著名的《河南人惹了誰?》……影視作品中的方言使用,或多或少都會激起社會河流的漣漪,由此引發了一定的社會問題,這是影視主創們所始料不及的。
其三,方言的使用並不便於影視作品的推廣。方言畢竟有地域的侷限性,影視作品被人們稱爲“第九門藝術形式”,但它的影響力卻遠遠超出了其他的前八門藝術,這其中視聽功能功不可沒。但如果影視作品中使用大量方言並且達到依賴字幕才能讓人看懂,那麼它的藝術性就會大打折扣,讓人猶如倒回默片時代;同時如果依賴方言的喜劇功能,那麼演員的表演能力、編劇的創作能力也會被掩蓋,甚至下滑,而且常此以往,觀衆的新鮮感會降低,最終導致審美疲勞;如果依賴方言來增強作品的地域性、真實感和親和力,展現作品的個性和獨特魅力,那麼藝術創作就徹頭徹尾地誤入了“歧途”,更沒有什麼前途可言了。
總之,方言是一種表達形式上的豐富,也可以看做是一種創作觀念的多元化。方言的使用使得影視作品更具有個性化色彩,也爲銀屏上影視作品中的角色創造出了親密和距離,特定社會羣體的現實生活表達着不同的文化特性及政治信仰。但是方言並不是一劑“特效藥”,方言影視作品的地域侷限性是我們所不能逃避的現實。影視方言是當代中國影視作品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特色組成部分。所以,方言的使用只有充分尊重受衆的選擇,才能達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