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隋煬帝 詩歌 歷史作用
論文摘要：對於隋煬帝在歷史上的作用，人們一向持否定態度。本文從隋代詩歌史的角度，考察他的詩歌理論和創作，探索他在隋代詩歌風格演變中推進南北詩風融合的促進作用。
歷史上的某些現象往往是那樣具有嘲諷意味:同隋文帝楊堅棄華返樸的理論和實踐形成鮮明對照的，恰恰是其子隋場帝楊廣對華章麗句的近乎狂熱般的愛好。說來也許令人難以置信:這位以荒淫無道載人史冊的昏暴之君，在詩歌中上竟是一位大力推進南北融合的急激冒進型的先行者。這不僅僅是由於他那些煞費苦心的作品在隋代詩壇產生的深遠影響，而且更主要的是由於他個人的悲劇始終處於歷史與時代漩渦的中心。
《隋書·文學傳序》載:
場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 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 受朝》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稚體，歸於典制。 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級文之士，遂 得依而取正焉。
這段記載涉及到的歷史現象比較複雜。場帝初習藝文時的非輕側之論與即位後的一變其風、其意在驕淫的詩文內容與詞無浮蕩的表現形式之間，都蘊涵着內在的二律背反。楊廣以陰謀手段易儲篡位，政治野心的約束與壓抑迫使其文學理論與實踐的表裏、前後均不一致，這給後人真正認識此人及其詩歌的本來面目帶來了難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人身上有着一種強烈的原始生存競爭的慾望。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①。“矯情飾行”本身就是壓抑自己內心那些日益強烈的基本願望;而壓宗這一狼子野心的得以實現，即意味着楊廣個人的命運悲劇正式開場。爲凡夫俗子垂涎豔羨的“九五之尊”，在隋場帝這裏其實是一種厄運。隋文帝在位時的大誅殺己爲場帝積怨，文帝彌留之際場帝與陳宣華之間的風流韻事及文帝那莫名其妙的死，更爲場帝種下了禍根。隋末瓦崗軍首領李密那篇以痛斥場帝“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②聞名於世的檄文歷數他有十大罪狀，其中軾殺、娶母爲十惡之首(陳宣華在名分上是場帝母輩)。且莫說在中華民族這樣歷史悠久的詩書禮儀之邦，即使在近代西方，這種亂親行爲(如果確有其事的話)也是令人髮指的。正是在人們由捕風捉影的懷疑而確鑿不移地認定的這兩點上，暴露了場帝性格中原始野性未泯的一面，從而使他成爲隋代一系列矛盾的聚焦點。
這頗有些類似於奧地利精神病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中所剖析的那種現象。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這篇文章中，將兒童的戀母妒父心理稱之爲“俄狄浦斯情結”，認爲“也許我們所有的人都命中註定要把我們的第一個性衝動指向母親，而把我們的第一個仇恨和屠殺的願望指向父親。”“俄狄浦斯王殺了自己的父親拉伊俄斯，娶了自己的母親伊俄卡斯式，他只不過向我們顯示出我們自己童年時代的願望實現了。’，③弗洛伊德的學說明顯帶有其神祕的泛性論色彩，這是毋庸諱言的;但我們如果揚棄其不合理的悖謬成分，並將其引申到人類社會發展的廣義角度來理解的.話，卻可以從中得到應有的啓示。弗氏所述心理現象發生於人類幼年。而隋剛剛從中脫胎出來的北朝，正處於人類歷史上的幼年時代。這從詩歌發展史上也可以看出來。例如河朔一帶流行的那些以巾幗英雄爲主人公的北朝樂府民歌，即明顯帶有氏族公社階段之母權制的印記;而隋代詩歌中那種不加掩飾的生存本能的衝動，那種熱血騰涌的野性氣息，都帶有人類幼年時代茅塞未開、沒有過多的思想束縛、活潑好動等顯著特徵。這些特徵與中國傳統的封建禮教當然是背道而馳的。但也許是順應了人類天性的緣故，它卻往往能夠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古希臘神話之輝煌成就與此關係密切，中國唐代詩歌藝術的全面繁榮亦與此息息相關。隋唐時代詩歌的興旺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這種始終沒有消退的人類幼年時代的稚氣，以及與之俱來的旺而不衰的蓬勃生命力。而這些稚氣和生命力在隋人心理上及其詩歌中化成的衝擊力量，在隋場帝這裏可謂集其大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場帝可以說是中國的俄狄浦斯王。他在軾父娶母的宮廷政變中所作所爲之野蠻和殘暴，乃是人類早期那種強烈得按捺不住的原始生存競爭慾望的體現。人類生存競爭當然不僅僅侷限於性的本能，楊廣那些直接發自性本能的極端荒淫的行徑亦爲時人所不齒;但另一方面，性本能又具有昇華作用，它可以把感情轉變爲事業上的追求，亦即捨棄性的目的，而轉向更高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