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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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
倫理必須從存在出發,從人出發。人的宇宙地位和尊嚴根源於存在,具體而言,根源於人與其他類存在相比較而具有的價值論高度。人的這種地位和尊嚴又是人依靠其實踐本質來獲取並得以維持的。倫的實踐品格與人的存在、人的本質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倫理學首要的基本是“作爲人我們應當做什麼”,其中的“什麼”,如N·哈特曼而言,是一個未出場的、先驗的價值領域。這是倫理實踐(有別於其他類型的實踐)具有真正創造性、創新性的深刻原因。只有弄清楚這個領域,即弄清楚“對於人什麼是有價值的”這一倫理學的第二個基本問題,才能解決“作爲人我們應當做什麼”的問題,並最終解決“做人”的問題,人才能走向圓滿。
    一、存在、人與我
  人即存在。存在乃整體、大全、無,隨着存在的分裂和聚合而涌現出的類存在,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上都直接分有大全。這種分有一方面決定了它們都是存在,是類存在。人也如此,是一種類存在。這就是人的本體論意義。另一方面這種分有又使它們處於“無根”狀態、殘缺狀態。歸依大全成爲類存在的根性。然而,與萬物接受大全引領,依靠生長、滅亡等手段歸依大全而且永遠難以達至大全不同,人主要依靠創造走向大全。人不僅能接受大全的引領,而且還能引領大全;不僅能達至大全,而且能豐富、塑造大全。這首先表現在人能創造、豐富自身。這就是人的倫理意義、價值意義。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即由此決定。因此,在本體論上,人與自然萬物同質、同級、同在。在價值論上,表面上看,人與自然萬物的區別在於,人是與自然萬物相較有所不同的一個特殊的類,正如自然萬物與人相較也是一些各不相同的類一樣,人的使命就在於保持其作爲類的特殊性,即保持其作爲類的存在;深層次看,人具有新質,比自然萬物高級,甚至高於存在,因爲人是一種應當之物,能超越存在。在此意義上,人是萬物之精華,包容萬物;是存在之鏡,包容存在。人與存在同在,沒有人,存在就不再存在,不再完滿。人即存在。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柏拉圖將善的理念置於衆多理念的頂端。
  人的倫理性存在具有根本意義。人可以從事、、文化、等活動,人可以充當政治性存在、經濟性存在、文化性存在、教育性存在,但這些存在無不以人的倫理性存在爲支撐。事實上,如果人沒有完成向倫理性存在的轉變,人就不會擁有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尊嚴。如果沒有婚姻倫理,人在宇宙中的繁衍續存都成問題。因此,人、人之倫理性存在理應成爲價值倫理學關注的焦點。
  “我”是人的一個類存在。如果說歸依存在是人的根性,那麼,歸依人則是“我”的根性。一方面,根源於人使“我”承繼了人的宇宙地位與尊嚴,這是與生俱來的,但卻未必伴“我”終生。在這一點上,衆多的“我”是同質、同級、等高的。另一方面,“我”的出生即“我”與人的分離,從此“我”開始了向人的歸依和跋涉。“我”的一生即走向人、走向圓滿的一生,這是由“我”的類存在決定的。途中“我”可能被取消人的資格,可能一不小心自動離隊,還可能憑藉創造力量達成人,甚至超越人、豐富人、完善人。這是因爲,人是應當之物,“我”也是應當之物,我有機會成爲人的領路者。換言之,人在存在的意義上有絕對的自由。在這一點上衆多的“我”因爲倫理創造力的強弱和倫理成就的大小而顯示出價值論上的高低。
  如同人對存在的分有是殘缺不全的,“我”對人的分有也是殘缺不全的。人的殘缺性使其在宇宙中具有充分的施展空間,有絕對的自由,同時也具有巨大的宇宙使命。這是人之形而上學涌動的根源。“我”的殘缺性使“我”在價值王國、在如何做人上具有充分施展空間,有絕對的自由,同時也具有巨大的人的使命。這是人之倫理涌動的根源。
  “我”生活於“我”的殘缺性中。由於“我”的殘缺性源於“我”的存在,所以“我”的一切活動都流露出這種殘缺性。我任性、我偏狹、我自私,我溫和、我豁達、我善良,我快樂、我痛苦、我煩悶,我行惡時因內疚和恐懼而煩,我行善時也因猜忌和結果的不定性而煩。一切都因“我”而起,我深感做人難。而且,我還要時刻面對衆多殘缺性的“我”。我生活在“我”的海洋裏,我整日在“我”中掙扎,直到“我”成爲人,才能解脫。這可能需要無數代“我”的努力,也可能幸運之神就降臨在今天的“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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