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翻譯中採用歸化還是異化的策略一直是翻譯學界爭論的熱點和焦點問題。本文認爲譯者應視具體情況靈活運用歸化或異化翻譯法，如果以傳播文化的共性爲主，則相應採用以歸化爲主的翻譯策略，如果以傳播文化的個性爲主，則相應採用異化爲主的翻譯策略。
【關鍵詞】英語翻譯 歸化 異化 文化差異
翻譯研究中出現了兩個明顯的傾向：一是翻譯理論深深打上了交際理論的烙印；二是從重視語言的轉換轉向更重視文化的轉換。
劉英凱通過列舉歸化的種種弊端及其表現，大力倡導移植法，認爲異化應在翻譯中占主導地位。這是他率先對當代中國譯壇歸化翻譯主流提出的挑戰。10年之後，許鈞在《文匯讀書週報》上發起對《紅與黑》譯本的讀者調查和討論，直接引發了歸化派和異化派的交鋒，從而使中國譯壇歸化和異化的對話進入高潮階段。在西方，歸化和異化的交鋒之火也從未熄滅。Today是歸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對等”（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在20世紀60-7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構成了一個宏大的結構主義歸化翻譯理論體系。Venuti是異化的代表人物，他在1995年出版《譯者的隱形》（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書中率先對歸化翻譯種種弊端進行了批判，他從文化、文學和政治的高度，力倡異化式或阻抗式翻譯，以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由此可以看出歸化與異化孰是孰非，至今尚未定論。筆者認爲，作爲翻譯工作者應根據不同時代，不同譯者，不同讀者，不同文本以及不同文本承載的文化信息來靈活運用。
一、翻譯的歸化
奈達說：“世界的語言和文化驚人地相似，相似之處佔90%，不相似之處僅佔10%。”不同民族分佈在世界各地，各自創造和發展自己的文化，其文化特質和模式有所差異，但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同之處，即文化具有共性。文化的共性反映在語言上，就是說不同語言的表達有相似之處，即語義的對應。例如，西方戲劇里長着翅膀的天使會使我們聯想起中國舞風飄帶的飛天，《三國演義》中足智多謀的諸葛亮也令英國人發出“He is as wise as Solomon（Solomon所羅門是古代以色列國王大衛的兒子，所羅門在位時，是古代以色列王國最強盛的時期）”的讚歎。當我們在翻譯中遇到這種情況時，不由自主地會用一種語言特定的詞句去表達另一種語言與之相對等的意思。比如“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趁熱打鐵）”，“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金錢是萬惡之源）”等。漢語中有很多表達法，不難在英語中找到對應體，比如“找麻煩”與“look for trouble”，“雨後春筍”與“like mushroom”等等。奈達是語言的共性論者（a universalist），他認爲，人類的共性多於差異，在人類經驗和表達方式中，都存在“共核”（common core）。奈達的翻譯理論是以目的語和目的語文化爲依歸，以譯文和譯文讀者爲中心的理論，儘管他承認語言畢竟是有個性的，但他一貫主張歸化的翻譯方法。由此，他提出了“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指“譯文讀者對譯文的反應等值於原文讀者對原文的反應”。
二、翻譯的異化
從另一方面來說，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有其內在物質和模式上的獨特性，即存在文化的個性，這種文化個性也即文化的差異性一直存在，並將繼續存在下去，這就爲語言翻譯中採用異化翻譯法提供了基本依據。魯迅一貫主張從外國文化中輸入新的內容、新的表現法，他主張：“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是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怡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很相像，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在這裏，所謂儘量保留外國文化的異質，實際上就是提倡翻譯中要採用異化的手段。1813年，德國著名語言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rcher）提出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儘可能讓作者安居不動而引導讀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種是儘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而引導作者去接近讀者。前一種方法就是我們說的“異化”，後一種方法就是我們說的“歸化”。美國解構主義翻譯家韋努蒂（Lawrence Venuti）認爲，西方的翻譯傳統是以民族中心主義和帝國主義文化的價值觀來塑造外國文本的，因此他提出歸化的翻譯。而異化翻譯可以成爲抵禦民族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反對文化上的自我欣賞和反對文化霸權主義的一種形式，以維護民族的地緣政治的關係。
異化翻譯的前提是文化的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