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差異政治 多元政治文化 文明衝突 和平與發展
提要：
本文運用後現代意義上的“差異”觀和“差異政治”觀，簡要評價了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延頓的“文明衝突論”，認爲這兩種觀點是典型的後現代差異政治觀的代表——它們從多元文化、文明作爲理解差異政治的切入點，爲理解多級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路徑，但同時它們也過分彰顯和強調了當今政治學中差異與衝突的固有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有辯證地理解政治文化中的“異與同”，用辯證的觀點來審視文化、文明中的差異以及後現代差異政治觀，才能真正科學把握紛繁複雜的世界政治圖景，弘揚“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一、“差異”與“差異政治”的內涵。
差異，作爲一種哲學範疇，早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就業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爲矛盾的一個要素，是矛盾發展過程中的最初階段和表現，它處於二種尚未激化的矛盾狀態。簡而言之，差異就是矛盾或對立統一的幼體。
然而，在後現代理論視野中，辯證法“總是錯誤地解釋差異，它是對譜系學的一種混亂倒置”。因此，福柯、德勒茲、德里達等後現代主義學者雖然也使用“差異”這一術語，但其內涵卻是與辯證法迥異的。他們承認差異性，否認同一性，反對把差異最終歸入更高的統一之中。尤其在德里達那裏，“差異”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並常用“延異”加以替代。
“延異”(diferance)是德里達自撰的一個重要術語，是其鏘構主義理論的奠基性概念。從詞源上考證，德里達的“延異”是由“diference”(差異)演變而來。源於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關於語言學理論的兩個基本原則：“任意性”和“差異性”。按索緒爾所說，語言符號都是任意的或約定俗成的，能指與所指之間不存在自然或本質的關係。不僅如此，符號還有嚴格的區別意義的作用，即差異原則。語言是一種差異關係而無確切的意義系統，語義主要“撒播”在一連串能指的轉換過程中，它是壓抑差異或不斷變動的結果。
索緒爾的差異原則，經德里達繼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異”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達的說法，延異是“不再以在場(pres-ence)／缺場(absence)的對立爲基礎而構思的一個結構或運動。延異是差異、差異的蹤跡和諸因素得以相互關聯的間隔(spac．ing：)的系統遊戲。這種間隔同時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沒有這種間隔的產生，‘完整的’術語就不能指示其意義，就不能發生作用”。在德里達看來，延異至少有兩種不同而又相關的意義：即它同時既指差異(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異包含着“在場”與“缺場”之間的非同一性或差異；另一方面，延異既不是“在場”也不是“缺場”，而是指意過程成爲可能的遊戲，“在場”既與“缺場”相異，又延宕到“缺場”，同時“缺場”又延滯了“在場”。德里達認爲“延異”是無法明確界定的，它必須避免概念化，否則它將會使“中心”與“根源”等含義重新進入“延異”之中。如此說來，“延異”是一個非在的存在，不管多麼完美、獨特或超驗。它不控制任何東西，不主宰任何東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權威。
概而言之，“差異”或“延異”是德里達用來藉以消解現代哲學的一種後現代策略性用語，它具有多元性、不確定性、相異性、非意義性和非真理性等內涵。
說到差異政治，就是指在後現代主義思潮中，用差異性原則或策略對當代政治哲學或政治理論進行理解的一種方式。具體說來，它的主要內容是：以德里達的“差異”或“延異”、利奧塔的反對“宏大敘事”觀作爲哲學基礎，以多元政治觀和差異政治觀爲基線，反對建構任何類似於“啓蒙理性”那樣的大一統政治哲學，強調政治價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維化傾向。無論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還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抑或後現代女權主義、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無不具有濃厚的差異政治色彩。
後現代政治觀的首要目標是反對現代政治學中的宏大統一敘事體系，進而要求建立具有異質多元的差異政治觀。這一差異政治觀多從政治文化論研究人手，隨着文化學研究視角的不斷轉向而形成並擴展。
當代美國政治哲學的代表羅爾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一方面堅持了《正義論》一書中提出的“無知之幕”，即將人們用於選擇權利的生活基礎“虛化”；另一方面，針對哈貝馬斯、“社羣主義”等等的挑戰，提出了所謂在諸差異的理解基礎上的“交叉共識”觀。這一觀念，與哈貝馬斯的以商談交往爲基礎、以真理爲內容而具有強烈重建現代主義願望的“普遍共識”相牴觸，從而成爲一種獨特的後現代差異政治觀。
庫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種不同民族的語言可以互相翻譯，但不存在凌駕於衆多語言之上的“世界語”。差異政治觀對於自啓蒙學派以來的現代政治學的“統一、宏大敘事方式”以及抽象統一的思維，無疑是一次重大的衝擊，對西方“中心論”的政治觀也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它強調多級主體性，並關注異質性，這都有助於當代政治學的思維範式由單一主體論向多級主體交往實踐的政治學的轉型，進而推動着世界多級格局的最終形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爲差異政治觀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都從差異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爲理解差異政治的切入點，將差異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並置或聯繫在一起，從文化差異、文明差異來理解差異政治的基礎，從而爲現代政治學進入後現代軌道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路徑。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認爲，現代政治學一直將政治權力視爲一種抽象的、統一的和總體性的存在。而實際上，現代政治學在基礎方面存在着由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重大差異。在他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亞洲權力與政治學——權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統地考察了由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東西方關於“政治權力的本性及其運作”在理解方面的差異的史實，進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異觀。他認爲“那種追尋有關權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論是完全不得要領的，因爲在所有社會現象中，唯有權力是一種對文化細微差異都成爲最爲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樣可能性和界域總是由時間和空間來規定的”(帕依，1985)。
具體而言，他的差異政治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政治學基礎觀上，他反對現代政治學的抽象同一觀，強調政治學基礎的差異性。
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導出的抽象統一的現代政治學，是非歷史的和非辯證的：它將古希臘城邦的政治與現代國家政治都納入到同一概念體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歷史的；這種抽象的政治觀忽視了各種文化的差異對政治的主導性影響，所以是非辯證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異對政治的影響，但是他沒有進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間的關係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對論認爲，政治和文化一樣，此政治與彼政治、此文化與彼文化之間必然存在着差異，然而此政治與彼政治、此文化與彼文化之間決不存在誰優誰劣的事實。
(2)其文化差異決定論。
在探究政治差異的基礎上，帕依認爲，不同模式的文化差異造成了政治觀的差異。這是一種關於政治學理論基礎方面的“文化差異”決定觀，他指明瞭政治權力對於所屬的文化差異的敏感性，認爲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於人們的文化視野、價值取向和行爲方式的不同，對於權力等政治運作現象的觀念就會不同，當然其評價合法性、合理性的標準也就不同。他通過對馬來西亞、緬甸、印度的實地調查，親身體驗了不同文化中對權力和權威的“應是什麼”、“實是什麼”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還具體分析了亞洲“權威主義”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機理。
他認爲，由於西方個人價值觀主導性，決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於亞洲的羣體價值觀的主導性，相應地產生了權威主義政治模式，這一模式是從社會文化機體中“總和地”醞釀產生的。帕依從公衆文化、社會心理、政治運作等多元視角對亞洲權威主義政治模式產生的原因作了獨特的分析。從公衆文化層面來說，整個亞洲社會對於像權威和權力這樣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見解。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它們總是普遍深入地存在於政治文化的“集體經驗”中，甚至內化於每個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薰陶下的人們懂得必須對佔有權力和處於支配地位的統治者以及其神聖權力本身頂禮膜拜，而在這種崇拜權力的活動中必然也使權威和權力的政治理念得到進一步的同化和加強，從而爲權威主義政治模式打下堅實的社會文化基礎。從社會心理學層面來看，亞洲人對權威的接受是滿足其個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對他們來說，西方的自由和個性是“異在”的。
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尋一個能隸屬的羣體，即尋找一個適合於己的家長制權威形式，使自己能隸屬於其中，從而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從政治運作層面來看，亞洲後髮式“趕超型”的現代化要求權力的高度統一，因此，權威主義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們的效率觀念的。帕依認爲，考察亞洲社會內部諸文化模式的差異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內部文化差異對於政治運作的主導性的影響更有意義。他認爲，亞洲諸文化民族善於把握依順性，並將之變成行爲心理意義上的運作的能量釋放——這是一種最具深刻意義的依賴性。通過“民族主義的亞洲形式”或由“種族的同一性”、羣體的依賴性等因素構成了亞洲權威主義的新形式，而亞洲社會政治的運作則主要依賴於這種“權威一服從”的兩極紐帶。所以沒有權威主義，亞洲的政治運作就失去了準則和模式。
總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強調東西方文化差異所造就的政治差異的現實性，這對於消解政治觀上的“西方中心論”，尊重各國政治價值觀多元存在的現實，推進在承認差異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國家和地區的平等對話與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體闡釋亞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於西方政治文化機理時所採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長制”、“權威主義”、“民族主義”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賴性的“權威一服從”式的亞洲權威主義政治模式理論，其科學性則是有待進一步考證的。
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如果說帕依的政治文化差異觀還停留在比較政治學層面，那麼亨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等論文中就將差異政治觀應用於全球政治結構分析，以“文明”爲單元建立起國際政治理論。從思維範式轉型角度來看，亨廷頓完成了從單一主體觀或抽象統一政治學範式向多元主體的差異政治觀範式的轉化。 現代政治學理論話語的核心觀——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正義、國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個政治學的思考方式和觀視方式都源於l7一l8世紀資產階級政治學家們援用的兩大哲學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觀視方式”。
它以單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觀構築政治學的基礎，以抽象的理性構築政治學方法論，沿用自然法的宏大敘事結構，採用元理論和元敘事所產生的等級體系。由此可見，以啓蒙理性爲主導的現代政治哲學無疑是以大寫的“人”爲中心的單一主體性哲學，這一哲學視野的基本缺陷是單一主體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義基礎觀、抽象普適方法論觀念和具有嚴格邏輯與大一統的等級秩序理論敘事話語，遭到了後現代政治學的猛烈批判。後現代政治學以“多級主體交往觀”爲哲學基礎，是無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沒有可以制約主體的客觀底板。因此，多級主體產生多級、多元視野，在彼此對話和交往中是開放和互動的。它只有遊戲規則而無真理制約，主體間性是由差異的、異質的主體彼此交往而構成的。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實質上就是這樣一種具有濃厚後現代政治哲學色彩的“差異政治”觀。亨廷頓在其一系列論文中一反傳統的“西方中心論”，以多級主體差異政治觀來勾畫全球政治學。在亨廷頓看來，冷戰時代是建立在以美蘇爲代表的西東兩個集團各自“具有絕對權威和絕對真理性”的“單一主體性”的視野基礎之上的。而現在，世界政治正進入一個全新階段。需要有一個多級主體間的差異結構的全球政治觀。亨廷頓認爲，這種差異政治的基礎在於差異性的文明，而不是傳統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紛爭，也不是民族國家之阿的競爭。
亨廷頓認爲，文明間差異必然演化爲主體際政治衝突，文明間的差異是差異政治觀的主要源泉。文明通過歷史、語言文化、傳統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與人區分開來，不同文明的人們對一系列政治價值觀的見解有着重要的分歧。這些文明差異是差異政治觀賴以生存的“語境”，它作爲歷史積澱並非短期能夠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利差異更爲根本。差異並不等於衝突，但卻是衝突，尤其是持續長時間激烈衝突的導因。世界正在變小，不同文明間(主體際)人們日益頻繁交流強化了文明意識(文明的自我認同)，加深了人們對同一文明的認同和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的意識，從而推動了不同文明問的差異甚至敵意的增長，同時也增強了人們對文明的尋根意識。經濟全球化使得人們超越了原先民族國家和地方區域性的狹隘眼界，從而從“比較文明”的差異性角度追尋對“跨國界文明的認同感”。
亨廷頓還認爲，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認同意識崛起、強化。這種文化特徵和差異具有穩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經濟特徵更難協調與變更。在階級和意識形態衝突中，問題是“你站在哪一邊?”人們可以選擇站在哪一邊或改變之。而在文明衝突中，問題變成“你是什麼人?”而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變的。另外，經濟區域主義使文明內部的聚合力增強，也使差異文明的離異度增強。文明的差異導致了人們對政治(人權、正義、價值觀等)、經濟(貿易和發展權等)到環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觀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將自己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作爲“普遍價值觀”進行推廣，越容易激起來自其他文明的反對，文明間的差異必然演化爲主體際政治衝突。
總而言之，差異政治觀成爲亨廷頓觀察世界政治、建構全球政治學的基本範式。在亨廷頓的視野中，文明問的差異和衝突成爲主宰全球政治的主範式，較之帕依的“文化差異決定政治差異”，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無疑是一次提升和發展，而且是一種朝向極端方向的發展。許多差異政治論者由差異必然性而導出了相互寬容、忍讓、理解、尊重等後現代結論，而亨廷頓卻將之推到另一個極端，強凋“衝突”主題政治論，無疑是重蹈冷戰時期的“集體對抗”思維的覆轍，有悖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四、差異政治觀之啓示與誤導。
綜上所述，無論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異觀，還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都將多元文化、文明與政治差異相關聯，將政治的差異性、多樣性歸因於文化、文明的多元性，進而與現代主義的“普遍共識”相牴觸，體現出一種獨特的後現代差異政治觀，成爲後現代主義政治學的一種典型現象或典型形態。他們是借“文化”之異而強調“政治”之別，其內涵是通過文化差異、文明差異來揭示政治範式、政治價值觀和政治話語中異質存在性和差異性，由此導出多級政治主體問存在着一種異在(無統一範式)的交往關係。既然主體際的政治範式各異，因而就難以通約，難以將之再統攝到一個更高、更大的範式中並加以轉換。
文化差異、文明差異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正如眼睛、鼻耳朵存在着差異，這是客觀；但是眼睛、鼻子、耳朵之間決沒有誰優誰劣的說法，這是主觀。如前所述，文化差異、文明差異也是差異政治的形成基礎，但是，多元文化、文明本身一定會衝突嗎?差異政治一定是衝突政治嗎?好比男人和女人也存在着差異，但是他們既可以相互成仇，也可以共同構建幸福美滿的家庭，雙方相敬如賓、恩愛一生。所以，古代聖人講“牛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也就是說，水到牛那裏就變成珍貴的牛乳，水到蛇那裏就變爲有毒的液汁。文化、文明乃至政治的差異也像水一樣，我們應該學會以善美的心態去應對它的存在。
然而，差異政治觀作爲後現代政治學的再現形態，其弊端和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如前所述，這不僅表現在過分強調差異、多元、對立甚至衝突，而且根本否認同一、轉化、整合的可能性。尤其是亨廷頓，把文化、文明間的差異視爲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衝突的根源，並把文明問的衝突認定爲全球政治的主範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差異政治觀”與傳統的“大一統的抽象政治觀”都是在各執一端，從而割裂了“異同”的和諧關係。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無論大小，都是全球交往實踐中平等、異質、獨立的主體。這種政治主體的異質性與其文化、文明的差別不無關聯。但無論其異質程度有多大，在全球交往實踐中，他們都是平等獨立的整體。我們承認差異，但這種差異不一定就代表着衝突，也不一定就是衝突的根源。差異、多元的主體如果在交往中“雙向建構”、“雙向整合”，就會使世界文明和全球政治“同中存異”，“異中求同”，既有一體化的趨勢，又有多樣性的形態。這裏的“同”，不是先驗建構的，而是在多級主體的交往中“商談”、“整合”達成的“交叉共識”。當今國際公約的制定都是各國相互交往、碰撞、吸取、協調的結果。若沒有了“同”，整個世界將是一幅動盪不安的爭鬥圖。這裏的“異”，也不是絕對的“異”，而是多級主體在全球交往中表現出來的多姿多彩的“同中之異”。正是多元、差異政治的存在，世界才顯得生機勃勃。我們在看到差異政治觀帶給我們啓示的同時，也要看到它的誤導可能。
文化多元、差異政治是建構絢麗多姿世界的基礎，文化的多樣性和政治的差異性是世界多級主體在“和平與發展”的“大同之下”的“同中之異”。只有我們和諧地認識和理解多元文化文明、差異政治，用整合、同一、轉化的角度去審視這種差異性、異質性——“求同存異”，我們才能真正準確地把握當今紛繁複雜的世界政治圖景，弘揚“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