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由《詩古微》的成書過程，探討魏源思想的變化，並對《詩古微》的主要內容進行全面分析，從發揮三家大義、駁斥毛說，及貫穿“以三百篇爲諫”的觀念等各個角度，全面展示《詩古微》的今文經學觀點，從而扭轉學界對魏氏的偏頗之論。 關鍵詞： 魏源；《詩古微》； 今文經學； 三家《詩》
在清代三家《詩》研究領域，從某種角度來說，只有魏源的《詩古微》是獨創性的著作。如果說與魏源同時代的陳壽祺、陳喬樅父子，使三家《詩》遺說的收集得以完備，稍後的王先謙對三家《詩》遺說進行整合，而魏源三家《詩》今文大義的發揮，則是使泯滅逾千百年的兩漢三家《詩》結合社會現實特徵得以復活。或許魏源的發揮對兩漢時期的三家《詩》說有所偏離，但其最大貢獻在於張揚了晚清時期的三家《詩》說。魏源《詩古微》，既具有古文經學家的考證功底，又兼有宋儒理學注重義理的睿智，並擁有今文經學家發揮微言大義的特性。楊守敬《重刊詩古微序》雲：“魏先生默深《詩古微》張皇幽眇，歸之大道。向之棄之如遺，噤不敢出口者，至此大聲疾呼，曠若發矇。蓋二千年之絕學，天實啓之，非躛言也。”[1]充分肯定了魏源《詩古微》啓兩千年絕學之功用。
陳其泰先生論述道：“魏源《詩古微》、《書古微》兩書充分發揮了《公羊春秋論》中推動清代學術思潮轉變的基本宗旨，……魏源此兩書出，遂把經今文學復興推向更多儒家經典的範圍，大大壯大了今文學派的聲勢，遂掀起有清一代學術思想變革的新高潮，具有深遠的影響。”[2]可見，魏源的《詩古微》研究，從整個晚清今文經學思潮發展的角度來說，擴大了今文經學研究的範圍，壯大今文經學研究的隊伍。以便更好地完成晚清今文經學所倡導的通經以致用的目的，推進了晚清時期今文經學研究思潮的高漲。
魏源《詩古微》有初刻本及二刻本兩個版本。二刻本不僅在初刻本兩卷的基礎上增加到了二十卷，充實了內容，更主要是表明了魏源思想的發展。初刻本由修吉堂刻，分上、下兩卷，前有李兆洛序。魏源成書及刻本刊刻的確切年代史無可考，從胡承珙的書信及劉逢祿的序中，可以作出大致的`推斷。胡承珙《答陳碩甫明經書》雲：“魏默深聞刻《詩古微》二卷，不知其去歲曾到杭州，頃已寄書都中，向索所著矣。”[3]又《與魏默深書》雲：“自丙戌奉書後，曠焉三載，山川間之，無繇通問，雞鳴風雨，我勞如何？前承大著《詩古微》一冊，發難釋滯，迥出意表，所評四家異同，亦多持平，不愧通人之論。”[4]由此可知，從丙戌再下推三載爲乙丑，即爲道光九年，胡承珙已在道光九年以前讀到《詩古微》二卷本。並且劉逢祿曾爲《詩古微》作序，而劉卒於道光九年，他作《詩古微序》亦當在此以前。由此可以推斷，初刻本《詩古微》成書並刊刻於道光九年之前的道光初。龔自珍在道光十一年九月《與張南山書》中記道：“魏君源居憂吳門，其所著《詩古微》，頗悔少年未定之論，聞不復示人。”[5]可見，在初刻本刊行後，魏源並不滿意，故後來又增補修訂，即爲二十卷的二刻本。
從《詩古微》初刻本的刊刻，到二刻本完成的十餘年間，是魏源的思想逐步成熟定型的一段時間。道光時期的這十餘年間，是戰爭爆發的前夕，國內外的各種矛盾都處在激化上升的階段。隨着鴉的輸入，大量的白銀外流，國內災荒不斷，邊疆暴時有發生，這些都更加刺激了魏源治世救國的決心。這十餘年也是魏源本人廣泛交友，切磋學問，發展思想的十餘年。在北京期間，他參加各種集會，廣泛結交治經愛國之士。他們既倡言國家政治之大勢，又交流學問研治之心得。這些都對魏源“如國家何”的研經使命的確立有很大的幫助。
相比較初刻本從整體上發揮三家今文大義，二刻本更注重結合具體的歷史事實，更加發揚“以三百篇爲諫”的今文傳統，提出了許多的治理國家的措施，也對最高統治者提出了一些建議，這些都是在初刻本中不曾談到的，表明了魏源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如在二十卷的《通論豳風》中，針對《毛詩序》的：“鴟鴞，周公救亂也。”他發揮說：“《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若全詩皆爲周公自救，何與於救國家之亂乎？”[6]這樣，就把救亂之說，引向了拯救國家，確保國家穩定的更高層次上來，因而對於統治者提出了應以國家爲重的要求。實際上是他從關注社會現實的角度出發，結合具體的三家《詩》說，進行借題發揮，表達了關心國家治亂，重視變法求強的治世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