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文題目
我國微觀經濟組織的效率研究
二、選題的意義
之所以選擇研究我國微觀經濟組織的效率問題，主要基於以下原因和考慮：
1.效率問題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經濟學是關於選擇的科學、節約的科學。美國經濟學家 A·薩繆爾森(elson)曾指出：“經濟學是研究人和社會如何進行選擇，來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資源以便生產各種商品，並在現在或將來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或集團以供消費之用。”
因此，經濟學就其過程來講是選擇的科學，其核心命題便是效率命題，即如何通過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回報。從某種意義上講，一部人類文明發展史也就是一部社會經濟的發展史，推動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動力是經濟效率的不斷提高。研究效率、追求效率是經濟學恆久的理論命題。而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乃至政治體制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説，實質上是一場效率革命。
2.微觀經濟組織的效率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
“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
諾思(North，D.C.)的話集中點明瞭本選題的價值：
任何一個經濟體系中，經濟組織的效率問題都是不可忽視的，宏觀經濟運行的有效性最終都要由微觀經濟組織的有效性來承載，我國也不例外。實際上，我國的改革是從提高微觀經濟組織的效率開始的。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因而解決了 13 億人的吃飯問題。1984 年以後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把增強企業活力作為改革的中心環節也是基於提高微觀效率的考慮。
現在改革向縱深進行，改革的方法和措施雖各不相同,但提高效率的目的並沒有變。
所以，微觀經濟組織的效率是一個國家解決一切經濟和社會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繁榮昌盛的根基。
3.我國微觀經濟組織形態及其變遷的特殊性
我國微觀經濟組織的具體形態及其變遷都表現出了與制度環境的強相關性。新制度經濟學關於制度變遷理論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制度變遷與組織創新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在我國當前，這兩種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之間的關係呈現出相互膠着的狀態：以體制轉軌為內容的制度變遷不可逆轉地影響和調整着微觀經濟組織內部以及相互之間的利益格局，從而影響並促使組織制度的調整和組織形式的創新;反過來，微觀經濟組織在順應着環境而調整的.同時又有其自身運行和演化的內在規律性，這一規律的客觀性又對制度環境建設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同時，處於“轉軌體制”中的我國微觀經濟組織較之處於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例如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和穩定的計劃經濟體制(例如轉軌前的計劃經濟國家，包括我國)中的微觀經濟組織，呈現出多變性、多樣性和不穩定性，正是這種特性吸引着經濟工作者對其進行研究探討的興趣。
基於以上原因，本論文選擇以我國微觀經濟組織作為對象進行效率研究，一方面，論文的研究通過構建面對特定對象的效率分析框架，在一定範圍內對現有的效率理論研究成果進行了歸結和整合，彌補了當前效率理論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對我國微觀經濟組織的效率特徵進行分別和綜合的研究，不僅為其後續發展中的組織改進提出建議，而且對其發展演變路徑作了以效率為視角的理論歸納。因此，本論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三、研究現狀綜述與評析
效率論研究綜述
經濟學中的效率理論的構成繁雜，體系龐大，這裏從幾個側面對相關的基本觀點(因為這些觀點相對比較成熟，因此不一一羅列相關着作)進行概括：
效率的經濟定義及其演繹
這裏的歸納並不完全，但是有代表性。效率(efficiency)一般是指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係，在經濟學上指的就是現有生產資源與它們所提供的人類滿足之間的對比關係。經濟學上講“有效率”是指用一定技術和生產資源為人們提供了最大可能的滿足。同樣，當講一個人花錢“很值”時，即花費較少的成本，取得了較大效用，也可以講這種經濟行為很有“效率”。依據考察主體的不同，效率分析具有一定的層次性。
經濟學中運用最為廣泛的、同時也是較少爭議的效率定義就是帕累託效率。這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是指市場機制形成的效率。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就整個社會經濟而言的。“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揭示的是全部生產資源與所有人的總經濟福利之間的對比關係，主要研究的問題在於資源是否在不同生產目的之間得到了合理的配置，使其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最大部分人們的各種需要。
經濟學家法瑞爾(Farrell，M.J.)把一般意義上的經濟效率分解為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兩部分。從 1957 年技術效率一詞被正式提出，學者們分別從投入、產出等各種角度詮釋這一概念，並集中進行以下兩個方面的研究：理論方面主要是對技術效率的測算方法進行研究;經驗研究則集中於用不同的方法對企業、行業和區域進行微觀和中觀層面上的技術效率測算、進而分析差異並提出政策建議。所以對技術效率的研究是伴隨着對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研究和測算出現的。
1966 年美國經濟學家哈維·萊賓斯坦(Roberstain, H.)提出 X 效率的定義。這一理論把組織效率同配置效率分割開來，以個人工作(努力)選擇的心理和行為為基礎來研究企業組織的低效率，認為由於人有選擇的理性，個人行為很大程度上會受情感的支配，其進行理性選擇和不斷調整的結果是努力水平最終將停落在“惰性區域”。
如果沒有來自企業內、外的壓力，或者特別有誘惑力的補償收益，個人就會停留在常規努力水平，其與可達到努力水平之間的距離，就是產生 X 效率的源泉。
諾思提出了“制度效率”(Institutional Efficiency)。諾思論述的制度效率，是指在一種約束機制下，參與者的最大化行為將導致產出的增加;而無效率則是指參與者的最大化行為將不能導致產出的增長。制度效率的最根本特徵在於，制度能夠提供一組有關權利、責任和利益的規則，為人們制定一套行為的規範，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並讓生產與消費獲得帕累託原則下的最優交換比率。制度效率也可定義為由於採取某項制度而增加的收益與該制度運行所花費的成本之間的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