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焦慮的時代，要學會運用積極的心理對抗焦慮。積極心理對抗焦慮時代是小編爲大家帶來的，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每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情緒。”馬丁·塞裏格曼在《認識自己，接納自己——達成自我完善的經典心理指南》一書中寫道，“20世紀50年代是焦慮的時代。這種情緒基調是弗洛伊德奠定的。他親眼目睹了一個井然有序的世界在頃刻間土崩瓦解，而新世界又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當舊的價值體系被破壞，而新的還沒建立起來時，那個時代就會充滿焦慮和不安。”
今天的中國與50年代的美國頗有相似之處。借用一個外國人的觀察也許會讓整個圖景顯得更清晰：“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浪潮推動1.3億人在城市與城市之間尋找工作，在農村留下6000萬留守兒童。富裕的新階層崛起，在貧富之間迅速撕開深深的鴻溝，其規模堪比美國。全國範圍內大學擴招，耗盡中國父母一生的積蓄，製造出大量經濟無法吸收的畢業生，殘酷的競爭氣氛不斷升級。”
美國一所中學有舞蹈特長的女學生在等待面試選拔。各類考試是青年人可能會遇到的焦慮之一
《紐約客》的駐京記者歐逸文2011年發表的一篇長文《遇見弗洛伊德醫生》，談到了中國人在劇烈的經濟與社會轉型中的心理危機。文章中有一個細節尤其讓人難以釋懷：2005年北京自殺熱線的負責人告訴他，自殺熱線如此供不應求，人們要想打通熱線，至少得先撥上8次(後來熱線人員擴增，打2次電話就可以撥通了)。
同樣在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中國人的精神障礙發病率從上世紀90年代的1.12%上升到2005年17.5%(現在很可能已經超過20%)。
這是費立鵬(加拿大人、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前執行主任、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處顧問)於2009年在《柳葉刀》上發表的一份針對中國四個省份(96個城市和267個農村)，6.3萬人口樣本所做的大型流行病學研究。
從費立鵬調查的時段至今，結果又有變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中國人的自殺率在過去15年裏是呈斷崖式下跌的，從2000年的22～23/10萬到2015年的7.8/10萬。但現在更突出的現象卻是，大學生和中小學生的自殺問題卻越來越惡化。
無論何時，只要我們採取行動，在瞭解了自己所承擔的責任時，我們就會感受到焦慮
爲什麼經濟越來越好，物質越來越豐盛，我們內心卻越來越焦慮，越來越不安，越來越沒有安全感?而這種不安越來越年輕化?
這不僅僅是中國人的疑問。上世紀90年代，美國精神病學界和心理學界曾經提出要用10年時間解決焦慮問題。事實上，現在流行的很多心理治療方法和藥物治療方法都是那10年裏發展出來的，而且實證研究也證明這些方法是有效的，但10年後，美國的心理學家們發現，美國人的焦慮不僅沒有緩解，反而進一步加劇了。
彭凱平，清華大學心理系教授，從一個社會心理學家的視角觀察，認爲這是“發展的問題”——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必然要付出的心靈的代價。
當大家都爲生存而奮鬥的時候，飢餓的問題、溫飽的問題、住房的問題是主要的。但現在到了相對富裕的階段，實現了工業化和城鎮化，城市病、工業病、心理病就都出來了，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遇見弗洛伊德醫生》中，歐逸文寫到了精神分析學派——一個在美國本土漸失人心，在伍迪·艾倫電影裏受盡嘲諷的心理學派，是如何在中國新興的中產階層中受到追捧的，以及背後古怪的名牌意識——就像買包要買Gucci一樣，他們認爲心理治療應該首選精神分析，因爲弗洛伊德如此有名。
北大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的臨牀心理學博士和精神科醫生徐凱文
在徐凱文看來：弗洛伊德的經典精神分析理論不僅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甚至不足以解釋中國人焦慮的成因。“弗洛伊德的時代是強調神經症的時代，很多神經症的產生是因爲超我(即道德感)過於強大。而我們這個時代，道德感已經一步步讓位於非常即時的滿足，像嬰兒般追求即時獲得當下的名或者利。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我們有越來越多的物質滿足，卻越來越多地開始失去自我。”
徐凱文是北大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的臨牀心理學博士和精神科醫生，對他而言，這不是一個居於道德層面的評判，而是現實的`臨牀現象。
徐凱文從事心理治療與危機干預20年，無論在大學，還是在其他社會心理諮詢機構，都目睹了各種精神障礙者的激增。臨牀上，他們大都被診斷爲“抑鬱症”，但他們的病因既不是生物化學的，也不是原生家庭的，沒有心理創傷，也不是因爲克服不了的負性認知。他們只是喪失了存在感和意義感，內心是空的，一點點小挫折就能讓他們整個地放棄人生。他們內心的荒蕪，是因爲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讓他們覺得生活是美好的。
我們這個時代的焦慮，重要的外部原因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特殊歷史階段——一個轉型與價值重建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我們每個人如何自處?或者換一種說法，這個時代會完全物理性地反射到我們的心靈嗎?
曾經被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父母、妻子、哥哥都死於毒氣室，只有他跟妹妹倖存的維克多·弗蘭克爾曾描述說：“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唯獨人性最後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剝奪。”這意味着，無論時代如何，命運如何，最後在如何看待和應對上，你永遠有選擇的自由。
弗蘭克爾向我們提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人的內在力量可以改變外在命運。
這也是現代心理學的基石之一——我們對外在世界的認識，都不是簡單直觀的反射，而是構建的結果，其中帶着我們的經驗，感情、行動的慾望和傾向性。基於這種認識，1998年，馬丁·塞裏格曼當選美國心理協會主席時，呼籲心理學界應當補充一個新的目標：探討人生的美好之處和使人生美好的有利條件。他希望能在心理學中發展出一種新的模型，一個更積極的模型，研究到底是什麼讓生活變得值得一過，也就是後來的“積極心理學”。
幸福，當然也可以是一種學習而來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