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進程上看,上海文化主要經歷了三大階段,可分雜爲江南之上海、中國之上海與世界之上海。從宏觀上看, 早在6000年前上海西部剛剛成陸時,在九峯-帶已有上海先民的生息蹤跡,貧瘠的自然條件與相對落後的生產方式,使上海先民主要依賴這—江南邊軸自然與環境資源,以及與區域內鄰近聚落有限的文化交流而生存和繁衍着。因而上海文化交流的第一個階段宜命名爲江南之上海。其次,在以後漫長的古代歷史中,由幹自然條件與政治地位的卑微,上海不可能直接進入作爲古代中隨治與文明中心的中原文化圈的視野,而只是隨江南與中原地區日益融爲一體,上海才與它的江南母體逐漸納入中國框架內,以上海在行政區劃上的名分與逐漸重要爲標誌,這個偏居一隅的海邊之地逐漸過渡到中國之上海。世界之上海在起點上可以150多年前的開埠爲標誌,由於物質交換、人口往來以及文化交流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特別是西方世界的資源、資本與人口的大量涌人,上海迅速崛起爲中國最大的現代大都市。這時的上海也就超越了本土的侷限，以“遠東第一大都市”的身份升格爲世界之上海。
這三個階段清晰地勾勒出上海從一個海邊村鎮發展爲國際化大都市的歷史進程,與此同時,原本在文明與文化上十分貧瘠的上海,也在融合了江南、中國和世界的文化資源之後,最終建構出具有獨特內涵與城市性格的現代上海都市文化。軸心期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對公元前8世紀前2世紀這一歷史時期的命名。在此歷史區間內,古希臘、古印度和古代中國分別出現了我們後來所說的哲學.宗教和倫理學在雅斯貝爾斯看來,軸心期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真正的人類歷史的開端形態,對人類歷史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直到今日,人類仍然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重新被它激發思想才智。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甦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復歸到這一開端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髮生的事。”如果把這一對當時世界各地主要精神覺醒與文化創造的精煉概括與總結稱爲“人類軸心期”，那麼在更具體的地方經驗的角度，也可以把江南一地獲得屬於自身的性格和靈魂的時期稱爲“江南軸心期”。
在江南之上海階段，上海因爲地域關係很幸運地成爲當時最發達的江南文化的輻射區。江南之上海是上海文化的原始胚胎與早期形態，它的上限可追溯至6000年前上海西部成陸時期，下限可延伸到魏晉南北朝時代。從現有的考古學證據看，4000多年前的廣富林遺址是個重要的節點。儘管在廣富林遺址中，已發現了與中原移民共同生活以及和南遷的黃河文明的龍山文化交融的痕跡，但作爲本土因素的上海先民和長江文明的良諸文化的存在，表明在此前這裏也並非一片荒無人煙的處女地。在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儘管仍有南遷的中原人口與文明，由於種種我們不知道的原因不斷滲透進來，並形成大小不一的生活聚落，但由於自然地理、生產方式、交通聯繫與文化風俗等方面的原因，上海與江南地區的密切關係遠遠超越了與中原或其他地區，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實。
當然，對於一個日後的國際大都市而言，僅有江南文化這塊沃壤是明顯不夠的。在努力將根系延伸到更廣闊空間的發展歷程中，“先進於禮樂”的'中原文明成爲上海最重要的文化資源。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在古代上海地區的文化發展中，它還通過學習、吸收中原文化這一間接方式充分獲取了人類軸心期的精神與文化財富。
真正促使上海地區與中原文化大規模地密切接觸的，是始於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原人口大遷徙。從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角度看，魏晉南北朝的人口大遷徙主要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是伴隨着大量人口、特別是作爲文化精英的大族的南遷，文化智慧在包括上海在內的江南地區迅速傳播;二是由於文化智慧的南傳，極大地刺激了江南地區的文化生產。
然而，從“江南之上海”到“中國之上海”不是一墩而就的。直到江南地區走向鼎盛的明清時期，儘管上海的經濟與文化已有很大發展，但由於城市本身的地位，特別是深陷在高度繁榮的江南地區，其文化影響力與綜合競爭力仍是有限的。“明末清初，上海縣城是個僅有10條小巷的‘幕爾小邑’，清中葉的嘉慶年間，城內有大小街巷600多條。據19世紀40年代兩次抵滬的英國植物學家福鈞估計，當時上海人口約爲兩萬;而杭州爲100萬，蘇州、南京、寧波爲50萬;長江三角洲地帶的松江、嘉定、常熟、嘉興、無錫等擁有與上海相似的人口。清代上海地位遠不如蘇州，《松江府志》等均有府城視上海爲輕，視姑蘇爲重’的記載。”這距離一個現代國際都市的目標仍很遙遠。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要想發展爲一個現代大都市，僅有江南地區和中國本土資源是遠遠不夠的。現代化進程是全球資源的重新分配和戰略調整過程，幸運的是，上海在初步具備了參與城市競爭的資格與身份之後，它做夢也沒有想到以西方文明爲主體的現代國際資源來得是如此衆多與迅猛。以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開埠爲基本標誌，上海開始了由“中國之上海”向“世界之海”的現代性轉型。
漫長的積累、歷練與演化之後，在新軸心時代更加廣闊的現實舞臺上，上海從一開始就找到了現代大都市的感覺和方向，並在短短的一個半世紀之後就走在了中國與世界城市的前列。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上海在唐宋以後就已開始爲日後成爲國際大都市積累素材和經驗。儘管在最初，這很可能並不是它自覺意識到的。古代上海地區積累的豐富的國際商貿經驗，是它在世界之上海時代來臨之際，與其時中國其他城市的普遍選擇出現重大區別的根源。
儘管主要作爲一個商貿平臺，上海的文化積澱相對薄弱，但正所謂“有一失必有一得”。“得”則在於文化惰性與保守勢力也相對薄弱，在全球化的時代更有利於形成一種性格開放與結構多元的新文化，這對於上海文化的跨越式發展和創新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