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旨在對海德格爾與亞洲語言之雙重關係的複雜性做出儘量公允並具有說服力的評估。大部分海德格爾的相關論述出現在德文文獻中，幾乎從未被研究。本文首次對有關資料進行合乎情理的論述。此外，本文揭示海德格爾與亞洲語言兩度鮮爲人知的相遇。一次是1960年，他詢問梵文中對應於“存在”、“存在者”、“揭蔽”、“遺忘”等的哲學術語。另一次則是1958年他與日本學者久鬆真一在弗萊堡共同主持的“藝術與思想”論壇，其中他問及日文中關於“藝術”的詞語。
【關 鍵 詞】本體論層面的阻隔/二元形而上學/全球化/梵文關於存在的詞語/芸道
在海德格爾關於東西方對話問題的思考中，語言問題始終都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①。在寫於1955年的《關於存在的問題》一文中，他提及歐洲語言和東亞語言之間“可能展開對話的領域”，並認爲，“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僅依靠自身而開啓這個領域”②。在構思於1953至1954年間、發表於1959年的名篇《關於語言的對話——在一個探問者和一個日本人之間》中，他表達了這樣的關切：他所描述的語言本質是否“也”能確切地傳達東亞語言的本質，是否能有某種可以爲東西方對話的開啓而奠基的語言本質③。以下這段言論幾乎從未被關注海德格爾與亞洲思想之關係的學者們所知：“有一個話題於我而言是不可避免的：言說與書寫；有關東西方對話的本質性問題在涉及這一話題時成爲一個突出的問題，而廣義上的意指和意象問題也能夠(藉此)被帶入敞開之中。”④
這段言論出現在海德格爾於1955年4月6日寫給巴伐利亞美術學院主席E·普利多里斯(Emil Pretorius)的信中。在此之前，普利多里斯曾邀請海德格爾在名爲“語言”的演講系列中做過一次講座。諸多文字和事例表明，海德格爾曾就涉及亞洲語言的相關問題做出嚴肅認真的思考，然而，紛繁複雜的思緒和關切交錯於其言談之中，猶如沒有頭緒的亂麻，剪不斷，理還亂。一方面，他表示，亞洲語言絲毫不可瞭解，由於巨大的語言差距，他不可能真正地把亞洲思想納入其哲學道路之中。另一方面，他探詢日文、中文和梵文中與他思想中的一些“奠基詞”(Grundwort)相呼應的詞語；這些奠基詞對於開啓西方思想另一啓始具有重要意義。諸如此類的徵兆和跡象指向相反的似乎不可調和的有關海德格爾與亞洲語言的關係問題的觀點。
本文旨在對海德格爾關於亞洲語言的思考做出儘量公允而具有說服力的評估。大部分海德格爾的有關論述出現在德文文獻之中，幾乎從未被整理和探討過。本文的貢獻之一是在對相關資料進行合乎情理之論述的基礎上，試圖對這個海德格爾研究中尚未觸及的問題做出初步的闡明。此外，本文揭示海德格爾與亞洲語言兩次鮮爲人知的相遇。一次是1960年海德格爾詢問梵語中對應於“存在”、“存在者”、“揭蔽”、“遺忘”等術語的詞語。另一次則是在1958年5月18日在弗萊堡與日本學者久鬆真一(Hisamatsu Shinichi)共同主持的“藝術與思想”的論壇上，海德格爾詢問日文中關於藝術的古語。
一、本體論層面的阻隔？
在1955年6月30日致其友人、瑞士精神病專家M·伯斯(Medard Boss)的信中，海德格爾表示，“而今我感到詫異的是，多年前我竟然敢於發表那次關於語言的演講，它最大的遺漏是缺乏充足討論東亞語言的可能性”⑤。海德格爾對當年所做的演講表示了遺憾之情，他把這一缺憾稱爲“最大的遺漏”。一個直截了當而似乎天真的問題是：如果海德格爾認爲討論東亞語言具有重大意義，那麼，爲何他從未認真地系統學習這些語言中的任何一門呢？對這個問題的一個直截了當的回答是：這些語言是如此難學，以至於大部分西方知識分子都無法學會。海德格爾本人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回答的。在1966年致曾經翻譯過《存在與時間》的日本學者松田慶紀(Matsuo Keikichi)的信中⑥，他說：“因爲我們歐洲人通常都無法掌握日文，所以必要的相互理解遺憾地只是來自一邊”⑦。此處，海德格爾指出歐洲人大多不通日文，因而不瞭解日本傳統的情形。但他清楚地知道，日本學者正急於消化、吸收西學，並試圖以西方概念系統來考察日本傳統文化⑧，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學者對其自身傳統的理解亦可謂是單邊的。
1969年11月17—21日，慶賀海德格爾80壽辰的“海德格爾與東方思想”研討會在夏威夷火奴魯魯召開。海德格爾在致會議組織者的信中再次強調西方學者未能掌握東方語言這一事實：
一次又一次地，我看到與對我們而言爲東方世界的思想家展開對話的迫切性。依我之見，這項事業中最大的困難在於：除了極少的情況之外，不論在歐洲還是在美國，都沒有對東方語言的掌握。……希望你們的會議在這種岌岌可危(milich)的境況下仍能取得成效。⑨
海德格爾認爲與東方世界的思想家展開對話的“最大的困難”是缺乏對東方語言的掌握。這個論斷於當時哲學界的整體狀況而言有一定的道理，而對於那次會議而言則是不恰當的，因爲大多數與會者都同時掌握亞洲和西方兩門以上語言。海德格爾爲什麼總是以一種悲觀主義的口吻強調語言的鴻溝呢？我們可以猜測，他的言論並不僅僅只是對經驗事實的觀察。在對此做進一步的探究之前，筆者先補充一點背景情況。海德格爾這封信的主要部分在夏威夷會議上由組織者之一W·E·納格利(Winfield E. Nagley)宣讀，並以《會議致辭並宣讀海德格爾來函》爲題發表在《東西方哲學》特刊上⑩。然而，這封信的全文直至2000年纔在《海德格爾全集》第16卷中面世，信是寫給會議的另外一位組織者A·博格曼(mann)的，其中的最後一段並沒有發表在《東西方哲學》上，納格利很可能也未在會議上朗讀這一段。其中海德格爾說：“至於您所要求的歡迎辭和導言，我不得不懇求您的寬容能夠免於此。我從各種各樣的人物那裏都收到這類要求，因此我不得不一概拒絕，以免獲罪於他人”(11)。
看來夏威夷會議的組織者當然沒有把海德格爾拒絕寫歡迎辭和導言這件事透露給與會者。很可能在收到此信後，他們再度與他聯繫，因而，在落款日期爲1969年10月29日的致博格曼的另外一封信中，海德格爾表示同意把上一封寫於7月4日的信作爲《對與會者的特別緻意與謝忱》在會上宣讀並且會後發表(12)。納格利沒有提及這第二封信。我們未能得知在11月17日召開會議之際他們是否已經收到了這封信。
另外一次關於東亞語言無法掌握的言論是海德格爾在1952年8月30日與H·赫克(Hellmuth Hecker)的談話中所說的。赫克是漢堡大學哲學教授，研究禪宗的專家。他在一篇題爲《與海德格爾散步》的短文中記錄了這次談話，發表於W·哈提克(Willfred Hartig)的專著《佛之教誨與海德格爾：獻給20世紀思想之東西方對話》。其中一段談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