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詩創作的主體是人，歌詩作爲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藝術形式，以下是小編蒐集整理的漢武帝歌詩創作的思想內涵探究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參考。
蕭滌非先生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中言：“謂之貴族者，以其內容皆屬貴族之事，且非天子不得善用也”，“因本屬雅頌體，故文多典奧，文學成分亦少”。一直以來，對於漢代帝王的歌詩創作學界的關注程度不是十分密切。
漢武帝歌詩創作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藝術特點上都顯示出許多有價值的特點，在中國詩歌史上應該具有特殊的地位，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詩人主體意識的變化
歌詩創作的主體是人，歌詩作爲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藝術形式，一切具體內容必須通過人的主體意識才能得以表現。
漢武帝歌詩創作注重內心情感的抒發，這一詩歌觀念滲透到了當時文人的詩歌創作中。
漢武帝時期樂府文人創作的《郊祀歌》，如《靈芝歌》，由盼望帝國強盛轉入了期盼個體生命延長，其抒情方式是漸次轉向個人內心的。
樂府文人在漢武帝時期重視蒐集、整理感嘆生命短暫、思考生命存在及其價值的作品，展現了西漢詩歌由外向的抒發集體情感向內向的抒發個人情感的轉變。如《戰城南》“朝行出攻，暮不夜歸”體現了對毀滅生命的戰爭的深沉思考;烏孫公主《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抒寫了被迫遠嫁異國的不幸遭遇和內心悲痛。善窺聖意的李延年還對產生於漢高祖時期的《薤露》《蒿里》兩首輓歌進行改編。由這些作品的蒐集整理不難發現，受漢武帝的影響，西漢詩歌已經從一味地歌功頌德、抒發集體情感逐步轉向抒寫個人真情、思考生命。這種看似轉向頹唐的文學風尚變化，實際上體現了西漢人個體生命意識的逐漸覺醒，爲魏晉及以後時代人們生命意識的普遍覺醒開了先河，出現諸如阮籍、陶淵明、李白這樣的偉大詩人。
二、題材的擴展
《楚辭·遠遊》開啓了詩歌的遊仙主題，秦始皇曾使博士作《仙真人詩》，之後直至漢武帝元狩五年，鮮有此類詩歌出現。由於漢武帝喜好並創作具有昇仙意趣的作品，遊仙主題再度進入詩人視域，不僅促進了當時詩歌遊仙主題的形成，而且使遊仙詩成爲兩漢樂府詩的重要體類之一。
今存作於漢武帝時期的樂府文人《郊祀歌》中，部分作品表現了昇仙內容。如《天門》：“專精厲意逝九閡，紛雲六幕浮大海。”按如淳注：“閡亦陔也。……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此後的.漢樂府詩，如《鐃歌十八曲》中的《上陵》、雜曲歌辭中的《豔歌》相和歌辭中的《長歌行》《董逃行》等，都寫到了神仙世界，衆多期盼彼岸世界、渴望昇仙延壽的詩歌充分說明，漢武帝之後，遊仙主題已成爲漢樂府詩的重要體類之一。蕭滌非先生《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中就東漢民間樂府單列一類“幻想之類”，蓋指諸言遊仙之作，收錄《長歌行》《王子喬》《步出夏門行》《善哉行》等文章。
三、藝術語言形式
魯迅在討論漢武帝時期的文學盛況時曾說：“這一時期，詩之新制，亦復蔚起。《騷》《雅》遺聲之外，遂有雜言，是爲‘樂府’。”漢武帝在繼承楚歌體的同時對於雜言體予以嘗試，正如劉勰所云：“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制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漢武帝立樂府的文化政策，直接引導了樂府詩“以曼聲協律”“靡而非典”的藝術形式創新，同時漢武帝的創作實踐也是促成此因素的動因。除武帝《李夫人歌》外，《上之回》採取的亦是三、四、五、七言相雜，以三字句爲主，句式參差錯落，詩意隨句式變化起伏變化，寫出了漢武帝在位後期威服四海、昂揚自信的氣勢。
這類歌詩，自然通脫，較之詩騷體式，全然新氣象。在武帝創作實踐的引導下，創作於漢武帝時期的歌詩中，雜言體詩佔了相當部分。除《郊祀歌》和《鼓吹鐃歌》中收錄這個時期的雜言體詩外，李延年《歌》，東方朔《據地歌》《嗟伯夷》等，皆屬雜言體歌詩。這些衆多的雜言體詩，有力說明這種影響的巨大。雜言體詩的出現及廣泛運用，就是後人所稱道的所謂樂府體，所謂漢魏古風，對後世影響是重大的，自曹氏父子大量創作樂府詩起，樂府詩成爲後世一種常用的形式體裁。到唐代，樂府詩的概念和外延不斷擴大，由兩漢時期可以配樂歌唱的歌詩發展爲唐代不入樂的新題和擬作。
綜上所述，漢武帝歌詩創作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反映了一代帝王獨特的精神面貌，同時，從時代與歷史的角度講，也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在藝術上，形成了獨具風格的藝術形式。他以自身的創作展現了漢代詩人主體意識的變化，對於題材的開拓以及對於詩歌語言藝術形式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價值，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文學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參考文獻：
[1][宋]郭茂倩.樂府詩集.中華書局，1979
[2][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