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悲劇與社會和人性息息相關。文章歸納前人著述悲劇的兩個特點，對悲劇的概念再闡釋;又從悲劇產生的本質探究悲劇文學的價值，得出“認識―反思―行動”一脈相承的價值論;最後針對當今悲劇泛化、悲劇藝術缺失問題，進行討論並提出展望。
關鍵詞：悲劇;價值;再闡釋;定義
關於悲劇的論述，古今中外都有不同和不斷更新的理解或闡釋。且隨着悲劇的發展，它的表現形式和價值也不斷昇華。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對悲劇有這樣的定義：“悲劇是對於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叔本華斷言：“大不幸之展示乃是悲劇唯一不可或缺的。”F.L盧卡斯(Lucas)提到，“悲劇，對古人來說意味着嚴肅的戲劇，對中世紀人來說，是有着不幸結局的故事，對現代人來說，則是有着不幸結局的戲劇。”沒有對於悲劇的完美定義，但不論是一種抽象的概括，還是簡潔而謹慎的判斷，抑或是分類的具體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有兩個關鍵詞是比較爲大家所認同的，對於悲劇而言是必要的：一爲“嚴肅”，二爲“大不幸”。
所謂“嚴肅”，指具有價值，更高來說是具有藝術審美和哲學意義。用魯迅先生的話即可理解爲“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劇就是“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最終“毀滅”的悲劇。祥林嫂身處社會底層，是中國舊農村婦女的典型，在艱難處境中依然保持難能可貴的善良勤勞、堅強質樸的品質，但是殘忍的封建社會給她的依然是無窮無盡的壓迫，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摺磨。她幾經反抗無法逃脫桎梏，最終被封建社會吞噬。又如《浮士德》主人公浮士德一生不斷追求：追求知識，追求愛情，追求政治，追求藝術和美，追求理想，卻一一被扼殺，以幻滅告終，只能在吶喊中倒地而死。這些毀滅作爲悲劇的內容展現了混亂、痛苦與殘殺的悲態，但特別的是並沒有讓人悲觀、意志消沉，而是隱含控訴，給人以悲憤、意志重建的鬥志。這正是悲劇所具有的藝術審美和哲學意義。
所謂“大不幸”，根本是“不幸”，重點在“大”，體現在具有社會意義，能折射當時的社會現實與人性。“大”的意義在於它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悲哀，使人產生憐憫和同情，更需產生震撼，有一種直面的衝突使其直視當時的社會，產生巨大的衝擊。正如《哈姆雷特》的經典臺詞“生存還是毀滅”，悲劇中的“大不幸”是一個尖銳衝突的對立。這也正是悲劇與悲傷的區別。“將你的眼球挖出來”，是使我們感到悲傷的事情，但不是具有悲劇性的事情。因爲，首先悲劇的產生不能是一個孤立的特殊的個人，而是處在大環境下的一個縮影;其次悲劇在悲傷過後一定有所反思，要啓迪人們有所行動。黑格爾認爲，研究悲劇關注的重要因素不是苦難本身，而是引起苦難的原因。魯迅先生以犀利的`文字刺痛國人麻木內心，是爲救國;莎士比亞創作，源於社會矛盾激化、醜惡暴露和人文主義理想的破滅。他們在社會上引起巨大效應的作品的背後都是源於社會悲劇，直戳國民心底。
悲劇產生的本質，“按照席勒的方式，悲劇允許我們追求‘內在於我們本質的那種對無窮的渴望’，‘當人不加保留地運用其自由時’悲劇就會發生”，即在於社會與人類行爲、人類自由的矛盾。悲劇與社會、人性息息相關，它的內涵隨社會的發展而變化，但價值卻一脈相承，分爲“認識―反思―行動”三個層面。
一是“認識”，即揭露與批判。這是悲劇最直接的價值體現。它往往揭露的是命運的不可抗性或社會的陰暗。表現命運不可抗性的悲劇大多爲古希臘時期的創作，一種敘述墮落如撒旦犯下罪孽，安條克驕傲而兇殘;一種展示命運莫測，不幸同樣會降臨強者或好人身上，比如命運將尼祿、荷羅孚尼擊倒的方式與亞歷山大、凱撒沒有真正的區別。揭露社會或人性黑暗是大部分悲劇所具有的共性，多反映在社會矛盾激化的封建社會時期。醜惡、壓迫與人性喪失，在這類作品中展現得淋漓盡致，讓讀者直面社會現狀，產生強大心理衝擊及震撼，從而引起強烈的社會批判精神。
二是“反思”，反思人性，警醒世人。悲劇不同於喜劇，喜劇可能帶來的更多是宣泄和娛樂，而悲劇藝術的價值在於其“拒絕讓任何安慰、信任、歡樂阻塞我們的耳朵，使我們聽不見同胞們受折磨的叫喊聲”。又以《祝福》爲例，祥林嫂最終得了個飽受歧視，在封建禮教殘害下致死的結局，這不是一個偶然，而是當時社會現狀下的必然――一個女人成爲寡婦後的一般生存現狀，其他旁觀者的的一般反應。因此，她的悲劇不只讓我們頓生憐憫之心，更促使我們在看清現實之後，認識到許壽裳所講的“人世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禮教吃祥林嫂”的本質，進而進行自我反省：絕不能做封建禮教迫害下的犧牲者。
三是“行動”，即擺正人類價值觀，獲得“解放、恢復、振奮”。在認識到苦難不幸所在後，悲劇的力量還在於使人振奮，啓迪人們做解決的行動。安託南・阿爾託認爲悲劇“驅使他們在面對命運採取比在不面對命運時也許表現出的更加高貴、更加英勇的姿態”。這也是上文所提到的悲劇最不同與悲傷的地方。悲劇幫助社會發展擺正方向，而且最終一定是催人奮進的，不應該是讓人感到絕望、沮喪、不幸、抑鬱而無法自拔的效果。這也是悲劇最重要的價值與生命力。
總而言之，悲劇在每個時期都會最忠實地影射社會現狀，或直接揭露，或反諷自嘲，這些極端的痛苦的目的都是爲了表現內在的反抗與生命力，鼓舞人們做反抗與鬥爭，去獲取光明和自由。
如今，悲劇文學依然對社會起着重要作用，悲劇泛化、悲劇藝術缺失等問題值得我們重視討論。我們缺少悲劇藝術，因爲有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悲劇觀流行。經濟發展，生活水平雖然提高，但是生存壓力增大。人們更傾向於輕鬆娛樂的文學閱讀來緩解已經緊繃的神經弦，而回避那些過於沉重且從表面上看來已經不太需要的的社會悲劇反思。讓悲劇性充斥日常生活，已經變得不那麼行得通，悲劇也逐漸“不具有修復悲劇的能力”。針對悲劇在當代的這種現象，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悲劇的弱化一定程度上是時代變化的產物，這體現了現在的社會矛盾並非很尖銳或者正在處於緩和的狀態，人們的生存權與自由權得到了一定保障;但是享樂文化也不可肆意流行，這勢必造成當代人耳邊的安慰，容易讓人忽略世界上還有同胞在遭受苦難，麻痹人心。悲劇文學的發展與藝術性的重建仍要繼續研究，我們不必持消極態度，相信在缺乏和毀滅中的事物才彌足珍貴，在社會潛在的正義與邪惡力量作鬥爭的時候，悲劇觀念會慢慢重建與發展。
參考文獻：
[1]亞里士多德(古希臘)：詩學[M].陳中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伊格爾頓.甜蜜的暴力[M].方傑，方宸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