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白居易諷喻詩質樸平易，雅俗共賞，形成獨具一格的淺切詩風，代表着新樂府運動的最高成就，確立了它在中國詩歌中的不朽地位。
白居易是我國唐代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存詩三千餘首，是唐朝詩家中存詩最多的。他曾將自己的詩分爲諷喻詩、閒適詩、感傷詩和雜律四類，其中最有價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諷喻詩，這是白居易詩歌創作中最精華的部分。“意激而直言”的諷喻詩，是白居易“兼濟天下”政治抱負的具體體現，也是他新樂府詩歌理論的具體實踐。他的諷喻詩數量並不太多，僅有170首左右。這些詩主要創作於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秦中吟》和《新樂府》集中體現了這類詩的思想價值。這些諷喻詩將揭露和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統治階級，從多方面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苦難生活。涉及了衆多的政治問題及社會問題，反映了白居易的愛國主義思想。他的詩不僅有豐富的現實內容，還有極高的思想價值。他的諷喻詩質樸平易，雅俗共賞，形成獨具一格的淺切詩風，代表着新樂府運動的最高成就，確立了它在中國詩歌中的不朽地位。陳寅恪認爲白居易的新樂府詩，上承《詩經》，漢樂府、杜甫詩歌的優良傳統，積極反映社會現實，藝術上也自樹一格，被譽爲“唐代《詩經》”。
一、白居易諷喻詩出現的時代背景
白居易注重諷喻詩，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的。
白居易的家庭是一個世代業儒之家。其祖父白鍠、外祖父陳潤都是詩人。父親白季庚也是明經出身，做過多任地方官。這樣的家庭環境，使白居易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學教育，爲其後來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白居易的青年時代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當時，唐王朝自安史之亂以後，中央政權日漸削弱，藩鎮擁兵割據，對抗朝廷。在唐王朝朝廷內部，宦官逐漸掌握了朝廷的生殺大權，專橫貪暴，無惡不作，連皇帝的廢立也多半出於其手。而封建官僚之間的黨爭更加劇了政治的黑暗。這時，白居易一家也因戰亂到徐州一帶避難。後又遷到越中。年紀稍長，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貧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於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凍餒並至”，以至“索米乞衣於鄰郡邑”。也正是這種貧窮的生活經歷，使白居易對當時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着較爲深切的感受，這奠定了他以後在政治上和詩歌創作上關懷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礎。
德宗貞元十六年(800)二月，白居易考中進士。不久由校書郎被任命爲今陝西省周至縣尉。幾年後，又入爲翰林學士。元和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遺，仍充翰林學士。中唐以後的翰林學士是替皇帝草擬機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學士中提拔。
而左拾遺是諫官，位雖不高，卻接近皇帝。所以，白居易曾不無自負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跡升清貴。”這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沒有大的戰亂，國家暫時實現了統一，統治者也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社會相對安定，史稱“中興”時期。這種社會表面上的短暫回升，雖未能解決唐王朝所面臨的一系列根本矛盾，但卻給一部分有識之士帶來了改革社會、振興國事的希望。他們熱心從政，躍躍欲試，提出各種改革社會弊端的措施。白居易曾與元稹合寫《策林》七十五篇，不斷向皇帝進諫，極力主張改革時政。爲宣傳自己的主張，批評社會弊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的口號，主張“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他認爲詩歌應擔負起“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政治使命，以便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政治目的。
他十分強調詩歌對現實的“美刺”作用。“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唯詩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詩歌求諷刺”(《采詩官》)。關心現實，干預時政，白居易認爲這是詩歌最主要的社會功能。這一時期是白居易關心社會生活，在藝術創作上最富於進取精神的時期。詩人目睹黑暗的社會現實，立志“爲民請命”，“兼濟天下”， “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爲此，他在任職之上“正色摧強御，剛腸嫉幄呼。常增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代書詩一百韻寄微子》)因此，“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與元九書》)一方面又利用詩歌作武器，凡“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與元九書》)他的那些著名的諷諭詩《秦中吟》和《新樂府》等都是這時寫出的。這些詩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會現實，使權豪們“扼腕”“變色”“切齒” (《與元九書》)。
二、白居易諷喻詩的思想內容
在白居易的諷喻詩中，《秦中吟》和《新樂府》集中體現了這類詩的思想價值。在《傷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說：“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
首先，他描述了這個朝代中最尖銳的貧富不均現象和下層百姓在各種剝削勒索下艱難掙扎的悲慘狀況，把揭露和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統治階級。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將租庸調法改爲兩稅法，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後來弊端百出，老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在《贈友》一詩中憤怒地寫到“私家無錢轤，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棉。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一語中的地揭露了兩稅法的弊端。在《重賦》一詩中，詩人詳盡地描寫了被貪吏們破壞的兩稅法給農民帶來的沉重災難。
“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中辛。”而貪吏們“隨月獻至尊”的羨餘物(地方把定額外榨取的財物美其名曰“羨餘”，拿去討好皇帝)卻“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詩人借老農之口發出了“奪我身上衣，買爾眼前恩”的憤怒呼喊。《傷宅》所寫富貴者的奢侈，恰與《重賦》形成鮮明的對照。“一堂費百萬，鬱郁起輕煙。洞房溫且高，寒署不能幹。……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繚綾》中也以“絲細繰多女手疼，札札千聲不盈尺”寫出農婦的艱辛，而對照富貴者的浪費：“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無惜心。”在《買花》詩中，他借一個田舍翁之口發出感嘆：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些詩作，客觀上揭露了封建社會中階級壓迫與剝削的事實。作爲一種解救，詩人希望權勢者能有所節制，因而他尖銳地指責那些在下層百姓的困苦之上還要加上一層困苦的貪吏、宦官。《輕肥》則將矛頭指向宦官集團的那些內臣、大夫、將軍，對他們的氣焰、權勢和奢華生活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描繪和無情的鞭撻。《賣炭翁》指責宮中黃衣使者盤剝掠奪百姓，不問青紅皁白搶走賣炭翁辛辛苦苦燒的一車炭。
這首詩借賣炭翁由“伐薪燒炭”到進城“賣炭”再到炭被搶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宮市擾民害民，宦官強取豪奪的野蠻行徑。其中，“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兩句尤爲精譬。先用“可憐”二字傾注無限同情，繼以一“憂”一“願”來寫賣炭老人的艱難處境和細微複雜的心理活動，真實貼切。《杜陵叟》中則寫長吏明知莊稼爲自然災害所毀，卻仍然“急斂暴徵求考課”逼得百姓典桑賣地來抵官租，白居易憤怒地說道：“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觀刈麥》中“力盡不知熱，但希夏日長”的辛勤農夫，“家田輸稅盡，拾些充飢腸”的貧婦人，《村居苦寒》中“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無衣民，《采地黃者》中“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的百姓，都具體真實地表現了農民飢寒交迫，牛馬不如的生活。詩人深切同情不幸的農民，對自己的溫飽有餘深感慚愧，並由此產生了“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的可貴思想。
其次，白居易還注意到邊疆無休止的戰爭導致千萬百姓無辜喪生，表現了人民對統治者窮兵黷武的反對，體現了詩人“不賞邊功防黷武”的思想。著名的《新豐折臂翁》寫了一位在天寶年間逃過兵役的老人，當時，宰相“欲求恩幸立邊功”，發動對南詔的戰爭，無數被強徵去當兵的人冤死異鄉，這位老人“偷將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殘命。詩中借老翁之口說道：“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這位命運悲慘的老人，卻以欣喜口吻自慶僥倖，讓人讀來更覺得悲哀，同時也感覺到詩人的目的不僅在記敘一樁往事，而是反映出戰爭帶給廣大人民的無窮苦難。《縛戎人》描寫一個“一落蕃中四十載”的'漢人的遭遇。他爲了返回故鄉，冒死逃出吐蕃，不料被貪功的邊將抓住當作“蕃虜”，“配向江南卑溼地”，含冤莫辯。這個“漢心漢語吐蕃身”的不幸人的遭遇，不僅暴露了統治階級的昏暴，也反映了人民真實的愛國情感。
除了上述兩大主題，白居易的樂府詩所涉及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還有許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無能，將帥驕橫無勇，借君國之名義而飽一已之私利。《紅線毯》、《歌舞》、《繚綾》等詩都從不同的角度對統治階級昏庸無能，醉生夢死的生活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母別子》中的妻子因丈夫升官發財，喜新厭舊而被拋棄，《井底引銀瓶》中年輕女子受封建禮教迫害而被逐。《議婚》、《太行路》等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婦女們地位的卑下和遭遇的不幸。白居易對宮婦問題尤爲關注，象《上陽白髮人》中那失去青春、失去愛情的老宮女，《後宮詞》中“幾個春來無淚痕”的三千宮女，《過昭君村》中把臉“燒灼成瘢痕”的村女都是對腐朽的宮女制度的嚴正抗議和血淚控訴。他批評宮中幽禁了無數宮女，要求皇帝將他們釋放，他還批評求仙之虛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採取措施來干預……，這些都切中了時弊。
元和年間，正是社會相對穩定，戰亂稍稍平息的時候，醉生夢死的人又開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彈冠相慶，而白居易卻挑開虛飾的面紗，暴露出這個社會的黑暗、動亂、骯髒和不合理，批評的鋒芒橫掃了整個社會，上至宮廷，下至官吏，這是自杜甫以來沒有人做到過的。據說這些詩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恰恰說明它擊中了社會要害，刺痛了權勢者的神經，也說明白居易是有正義感和勇氣的。白居易的諷喻詩切中時弊，關心人民疾苦，無不體現他的愛國主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