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批評於20世紀70年代在英美初露端倪，從90年代至今發展迅速，在不少國家的文學研究領域產生了一定影響。我國是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生態文藝學”、“生態美學”等課題的研究的。1974年美國學者密克爾出版專著《生存的悲劇:文學的生態學研究》中提出“文學的生態學”(literaryecolo-gy)這一術語，主張批評應當探討文學對“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的揭示，要“細緻並真誠地審視和發掘文學對人類行爲和自然環境的影響”。1978年，魯克爾特在《衣阿華評論》當年冬季號上發表題爲《文學與生態學:一次生態批評實驗》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態批評”一詞，明確提倡“將文學與生態學結合起來”，強調批評家“必須具有生態學視野”生態批評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大大提升了大批文學研究者的生態自覺，使曾被文學研究界忽視的“環境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生態批評的產生有着時代的必然。當前全球所面臨的環境危機有目共睹。文學應該直面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現狀。生態文學家有着強烈的自然責任感和社會使命感，把生態環境問題與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實踐緊密地聯繫起來，把人與自然的關係作爲命運攸關的社會問題在文學中表現出來。
一、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在文學作品中的體現———生態文學
1．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與文學。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蘊含着豐富的生態思想。“天人合一”講的就是天與人、人與物，即人與自然的關係。“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國古代豐富的生態思想形成的基礎。《老子》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莊子追求精神自由，認爲人與天地自然的合一，是最高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境界。此外，中國古代的文人志士無不從不同的側面表現了“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歐陽修在他的《畫眉鳥》一詩中，以物詠志，自然呈現出來的生機和活力，迴歸自然過無拘無束的生活。韓愈在《山石》中則反映了一種把自然當作家園和歸宿的情結:“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鬆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天人合一”的恩想表現出了一種生態倫理，體現了中國古人善待自然、保護生物資源的樸素的生態智慧。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棲身的家園，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應該是相互依存的，珍惜自然就是珍惜人類自己的明天。
2.西方文學中人與自然的和諧音。在西方，產生了支配人類意識和行爲達數千年之久的人類中心主義。在這種思想基礎之上，人類以征服自然爲榮，以統治自然爲樂，這種征服與統治使人與自然的關係處於尖銳的對立狀態，人類將爲此承受長期的生態危機和生存危機。然而，西方也有着綿延數千年的生態思想。西方最早的文學主要是神話、詩歌等口頭文學，是由羣體創作羣體傳承的，其原始性大都具有原生形態的天然特色，這類原始文學，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是生態文學。作爲西方文學一個主要源頭的《聖經》，既包含了征服、統治自然的觀念，同時也有很多物種平等、生態平衡的生態思想。《創世紀》第13章記載，亞伯拉罕和羅德各自擁有大量的山羊和綿羊，而土地不能同時承受它們，因爲他倆擁有的羊只太多，所以他們不能在一個地方一起生存。亞伯拉罕對羅德說:“讓我們分開吧，你如果往北我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邊。”《聖經》告訴我們，亞伯拉罕已經有了生態平衡的意識。對人類中心主義提出質疑，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樣的生態思想蘊含在西方生態文學對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揭示和藝術表現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不以人類的利益和行爲準則爲價值判斷的尺度，含有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梭羅是浪漫主義時代最偉大的生態作家，被評論界認爲是“綠色聖徒”。梭羅在《緬因森林》裏，批評了只知道佔有和利用自然的態度，呼籲人們詩意地對待自然。他說:“幾乎沒有過什麼人來到森林裏看松樹是怎麼生活、生長、發芽的，怎樣將其常青的手臂伸向光明—看看它完美的成功。大部分人都只滿足於看到松樹變成寬大的板，運到市場上，並認爲那纔是真正的成功。”在梭羅看來，人的發展絕不是物質財富越來越多地佔有，而是精神生活得充實和豐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與自然越來越和諧的同時人與人之間也越來越和諧。
二、人與自然的不和諧關係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反生態文學
生態批評不僅要研究所有生態文學作家和作品、所有作品具有生態意義的部分，而且還必須對己有的反生態的作家和作品進行生態思想角度的重新審讀和重新評價。這有利於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重新鑄就一種生態文明時代的生態人文精神。人類征服和統治自然的思想根源是人類中心主義。柏拉圖的《泰阿泰德篇》記載了普羅塔戈拉的一句話:“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臘文學鼓勵人們以統治者的態度對待自然，是人類中心主義最深遠的思想根源。拉伯雷是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人文主義作家。他的長篇小說《巨人傳》以讚賞的口吻描寫了巨人卡岡都亞不可抑制的強烈慾望。卡岡都亞是格朗古傑國王的兒子，他生下來就會說話，要喝17000多頭母牛的奶，要用12000多尺布做一件衣服……小說大肆誇張巨人們的生理需要，肆無忌憚地大談特談飲食男女之大欲，所有這些都象徵着人類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重渴求，以及對探索自然、開創未來的渴求。歷史地看，這部小說具有反抗禁慾主義和張揚人性的進步性;但如果從生態角度審視，則不難發現這部小說的巨大危害性。假如所有人都像巨人這般瘋狂地、毫無限制地滿足無盡的慾望，那麼，生態系統總崩潰早就到來了。在中國，隨着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文學中的`人與自然的關係也經歷了由和諧、疏遠到對立這樣一個過程。從莊子的“與造物者遊”到陶淵明的田園之遊或李太白的酒酣“夢遊”，文學反映出來的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和諧的、親近的。元明清以降，城市的商品經濟開始活躍起來，與之相應的敘事文學形式如話本、小說、戲曲、鼓詞開始興盛起來，文學藝術的主體遂由田園逐漸轉向了市民生活。《金瓶梅》、《牡丹亭》、《紅樓夢》等代表了這一時期文學的最高成就。作品中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肯定是更加豐富了，但在無意間卻漸漸丟落了在古代文人和詩詞中佔據絕對意義的“自然”。20世紀中期以後，中國剛剛擺脫戰爭的災難，整個中國大地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然而，這時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上發生了一個很大的偏差:他們把人類的進化程度與社會的發展程度等同於人與社會擺脫自然約束的程度。於是，整個社會在有意識地進行着改天換地的操作。這一時期的文學如《紅旗歌謠》突出地反映了這種人與自然不和諧的關係。
三、融入生態思考的文學批評與創作
生態批評是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關係的批評，因而人類對自然的生態責任成爲了生態批評主要的倫理取向。人類進入加世紀中期，地球自然生態和人類精神生態呈現出重重危機，引發了西方文化領域的反思和自省。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環境保護運動作爲“新社會運動”的一支，與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婦女運動等一起席捲歐美，向西方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發起挑戰。融入生態思考的文學批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生態批評認爲:由人類行爲造成的地球生態災難已經迫在眉睫，解決環境問題刻不容緩;而要解決這個問題，文學批評實踐承擔着不是微不足道的、輔助的，而是至關重要的任務。在這種認識下，20世紀90年代前期，生態批評倡導者主張，改變過去文學研究中的“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批判立場，代之以“生態中心主義”的批評。這種融入生態思考的文學批評，把自然當作一個社會的、心理的構建，對自然與文學、文化關係進行深入的剖析，通過重審人類文化，進行文化批判，來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尋求人與自然關係的和解與和諧。庫伯說:“如果綠色研究不能對人的思維方式產生影響，不能改變人的行爲，不能抵制地球的污染和惡化，它就不能被稱爲‘生態批評’，綠色研究不僅是關於自然的言說，而且也是自然的代言人。”
人類的人性危機是生態危機的根源。物慾膨脹、技術至上、人類中心主義等使人嚴重異化的東西污染了人的天性。人的心態污染纔是最大的污染源!沒有人心的污染，豈會有生態的污染?拯救人心，改造人性，纔是當代人類走出生存困境的最根本出路。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之下，人與自然的關係常常被急功近利的競爭所掩蓋和惡化，人性的分歧與衝突將更加尖銳，其所負載的歷史內容也更加沉重我們的文藝在面對這些涉及人類文化、人文價值等深層問題時，應當秉持一種文化批判的精神，直面當代世界自然環境和文化精神的生態失衡現實，在跨學科的生態與文學視野中重新思考人類的自然觀，推動關注生態和諧的新人文主義思想，引導人們構建面向未來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將生態思考融入文學批評、文學創作之中，是文學對現代化進程中自然生態危機和人類精神文化危機的積極迴應與參與，是人類減輕和防止生態災難的迫切需要在文學領域裏的必然表現，也是作家和學者對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運的深深憂慮在創作和研究領域裏的必然反映。文學家和文學研究者強烈的自然責任感和社會使命感，促使了生態文學創作及其研究的繁榮，同時也促使人們反省所面臨的生態危機和人類生存危機，思考人與自然平等共存、和諧相處，共生共榮。融入生態思考的文學批評、文學創作，必將在淨化人對自然的感情，提升人類的生態責任意識，促進生態環境的優化，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中發揮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