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大衆文化 快感 文化工業
論文摘要:約翰·費斯克的大衆文化理論以凸顯大衆的主動性、創造性、抵抗性而著稱，強調大衆從文化消費中獲得的“快感、意義”，並挖掘和研究了大衆文化的權力運作機制與文化抵杭過程。但這類文化研究在刻意強調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積極意義時，忽視了西方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經濟上極端不平等的事實。
一、約翰·費斯克大衆文化理論的思想淵源
費斯克的大衆文化理論直接利用了兩種當代思想文化資源。其一是法國文化理論家德塞都的學說。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實踐》一書中強調，被支配的社會集團可以通過採用某些策略從佔支配地位的文化體系中奪取某些局部的利益。他指出，儘管大衆文化的消費者不能控制它的生產，但卻能控制它的消費。在這種意義上，文化商品不僅是消費者接受的對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資源和材料。接受者可以在使用過程中顛倒其使用價值和功能，使之部分符合自身的利益。任何大衆文化形式在它企圖施加控制的同時，都會導致顛覆或抵抗。費斯克利用的又一思想資源是八十年代出現的“快感”理論，它直接受惠於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這種快感理論把快感看作是一種對等級秩序和權威控制進行抵抗的重要資源。但對費斯克快感理論更重要的支持則來自於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對身體快感的論述。巴特認爲，身體是脫離意識形態的，因爲它是自然而非文化的產物，這樣它就成了抵抗文化控制的最後一個據點，身體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抵禦意識形態的有限的空間，屬於身體的快感也就成了意識形態的對立物，具有了積極意義。
二、約翰·費斯克大衆文化理論的主要內容
費斯克正是在吸收了德塞都、巴赫金和巴特等人的上述思想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與法蘭克福學派針鋒相對的大衆文化理論。在此之前，關於大衆文化最集中、同時也是最有影響力的論述來自於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阿多諾、霍克海默等人對大衆文化採取了一種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爲大衆文化的這種商品化、標準化、單面性、操縱性和控制性，壓抑了人的主體意識、創造力和想象力，助長了工具理性，進一步削弱了在西方業已式微的“個體意識”和批判精神。
費斯克首先批駁了阿多諾等人關於“大衆”的觀念。阿多諾等人認爲，由於現代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長期推行的非個性化和齊一化，大衆己經變成了一個單質的整體。費斯克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爲大衆並不是一個單質的`整體，而是包含了各種由於利益關係、政治立場和社會聯繫形成的羣體，是一個複雜多元的組合。他指出“關於大衆化的任何討論，都必須考慮內部的各種對立力量”，“儘管資本主義的主導意識具有同質化的力量，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從屬羣體仍然保有相當多樣的社會身份，而這要求生產與這些身份想適應的不同的聲音。”如果大衆是複雜和多元的，大衆文化要在廣大的人羣中流行，就必須適應複雜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身也就必然是複雜和多元的。然而，法蘭克福學派正是忽略了大衆文化的這種複雜性。 費斯克進一步指出了大衆文化這種複雜性是如何生產出來了的，提出了著名的“兩種經濟”說。他承認大衆文化具有商品屬性，同時他又指出，這種文化不同於一般商品，他不僅在財經經濟體制中流通，也在與之相平行的文化經濟體制之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錢，後者流通的是意義與快感。從財經經濟體制的角度來看，大衆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動，因爲在財經經濟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接受者自身也變成了商品。費斯克指出，大衆在這種意義和快感的生產當中創造出一種“大衆文化資本”。這種“大衆文化資本”包括從屬階級可利用的意義和快感，以表達和促進他們的利益，其表達方式有多種，不過都是處於與主導力量相對抗的位置。在費斯克的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德塞都和快感理論的影響。
三、質疑約翰·費斯克的大衆文化理論
首先，菲斯克的“快感”理論宣稱快感和意義的生產是從大衆文化所提供的資源中進行的。文化工業所批量炮製的流行文化在費斯克看來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人民顛覆和反抗資本的有利武器。在他看來，商業流行文化從本質上講即使不是激進的，也是進步的。因爲他在人們瑣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活力和創造力，因而也從中找到了社會變革的機會和動力。兩個薪水不高的女祕書在高級成衣專賣店，將店裏的衣服隨心所欲的試來試去，在鏡子裏和對方的眼睛裏享受了自己“竊來”的動人形象，隨後換了衣服從容而去。依照費斯克的觀點的闡釋，她們如此這般的共同顛覆了店主和廠家賺錢的本意，打破了商店通過內部擺設誘惑消費者購買的企圖。這也是說，沒有經濟實力去購買實實在在的商品，那麼就請消費它的形象和影子。
需要指出的是，快感的獲得是以政治經濟基礎爲前提的。費斯克將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權力混爲一談，資本的支配權與普通人在市場上對商品行使的選擇權當成一回事，無視商品的選擇需要購買力支撐這個基本事實。“買不起”與“選擇不買”，二者所獲得的快感是根本不可相提並論的。“買不起的人”在費斯克的理論中成了“選擇不買的人”，而且這些人仍然能夠享受到選擇的快樂。當然，沒有人能夠否認消費給人帶來的快感，社會學分析也正是在追究誰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基礎去從消費中獲得更大更多的快感。以費斯克爲代表的這類文化研究在刻意強調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積極意義時，忽視了西方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經濟上極端不平等的事實。以輕鬆愜意和機敏詼諧的符號學分析替代嚴肅的社會分析，結果肯定是對社會現象的嚴重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