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敘事，對立，城鄉，文化，空間
簡介：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路遙開篇引用柳青的話暗示人物在傳統與現代、城鄉之間的抉擇。“路遙一貫重視文學的‘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重視創作題材‘廣闊而深刻的社會生活的內涵’[1]”。《人生》也從問世之日起對衆多青年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學界關於路遙的
內容：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路遙開篇引用柳青的話暗示人物在傳統與現代、城鄉之間的抉擇。“路遙一貫重視文學的‘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重視創作題材‘廣闊而深刻的社會生活的內涵’[1]”。《人生》也從問世之日起對衆多青年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學界關於路遙的研究多圍繞《平凡的世界》、創作心理、作品題材這三部分進行，其間涉及路遙對於城鄉文化的態度、對於《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鄉交叉地帶”主題等。有學者認爲就路遙研究的問題意識來講，並未超越學者李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標誌着路遙進入第一個創作高峯，當下對《人生》關注較少且多對人物形象進行道德評判，應當注意到以敘事空間中的城鄉文化的二元對立切入確有所需。
文本中城鄉衝突折射出路遙對城鄉文化二元對立的思考，隨着他後續作品對於現代性的思索與表現，城鄉二元對立這一特點被逐漸削弱。通過塑造“高加林”這一形象，且設置不同的敘事場景，路遙表現他徘徊於“交叉地帶”的衝突、城市文明與鄉土傳統的矛盾，構建出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空間。人物和環境作爲敘事空間存在的重要表現在小說當中反差明顯：縣城、鄉村兩個故事空間裏，劉巧珍、高加林、黃亞萍三人的感情糾葛實質是高加林抉擇於城鄉之間對人生道路選擇的產物。除此之外，視角的轉換在文學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關學者也顯而易見。萊辛“文學是時間藝術”的論斷爲文學研究多立足於敘事時間的視角定下基調，在“現實主義時期，大多數文學作品因空間性特徵並不明顯而採用線性敘事方式，所以在經典敘事學中，人們垂青“敘事時間”，對敘事空間視而不見。”[3]當下在對以往現實主義作品的再解讀時，敘事空間作爲區別於通常參照的“線性時間順序”的另一角度，需要“從對敘事文本的整體體驗上把握作品的空間性”，在這一前提下分析城鄉文化衝突與人物塑造的關係，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內涵。
一、《人生》文本中敘事空間的劃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經歷回鄉、短暫進城、回城、再度返鄉的過程，串聯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亞萍、克南、德順老漢等）。敘事空間將小說分成兩大故事空間（鄉村、縣城）；而按照時間的線性順序則分爲三階段：（見表1）
城鄉二元對立的整體格局下，敘事空間需要聯繫與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節的脫節——“大馬河川道、橋”這一連結點應運而生。“大馬河川道”是山間的平坦道路，象徵鄉土文明的自然傳統；“大馬河橋”一定程度上則象徵現代文明，帶有象徵意義的二者是溝通城鄉的必經之地。路遙在多個關鍵情節中都選擇 “大馬河川道（橋）”作爲的故事空間：無論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辦教師資格後進城賣饃，途中面對進城人羣內心萌生身份意識”，還是在“他與巧珍同行回村經過此地時接受後者熱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進城看望他，兩人關係悄然變化，臨別之際他在川道路口爲巧珍攏上紅頭巾”，還是“在大馬河橋上，他結束與巧珍的戀情”，甚至是“再度返鄉途中他走過這必經之地，‘腿猛一下子軟得再也走不動’”。
大馬河川道作爲小說敘事空間中一個獨特的存在，不再是簡單的地理名詞，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間複雜、交織的感情與思想，進而成爲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空間的重要連結點。
二、敘事空間中的城鄉二元對立與路遙的“交叉地帶”
路遙作品格外關注陝北，形成了獨特的鄉土敘事風格。有學者指出：“路遙在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對鄉土人生哲學的價值偏愛，實質上是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以儒家思想爲主導的中國傳統思想面臨西方現代思想的壓迫時所產生的現代性焦慮的反映。” [4]這種風格展現在路遙“交叉地帶”的創作題材中。“‘交叉地帶’原本沒有特殊的含義，僅是指農村的某些東西與城市的某些東西交叉。但是路遙賦予它以積極的意義，之所以關注這個‘地帶’是因爲這個‘地帶’作爲農村與城市的生活空間，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對立狀態，兩者間沒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農村處在城市的絕對優勢之下，因而被禁錮和封閉。由於生產方式不同，農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當然會存在差別。”[5]鄉土敘事的風格、創作題材的範圍設定都表現出路遙鄉土文化的鮮明立場，審視現代文明及其產物。小說描寫高、黃二人對物質生活的追求、黃亞萍被加林父親稱爲“洋女人”等細節表現出路遙對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態度以及對傳統樸素的鄉土倫理道德的珍視。
城鄉二元敘事空間爲路遙“交叉地帶”題材的創作服務，文本中除了物質性的“大馬河川道（橋）”是敘事空間的連結地，高加林心靈深處對鄉土濃厚的感情同樣也是敘事空間的連結點。他在離鄉進城工作之際，“心裏一下子涌起了一股無限依戀的感情，儘管他渴望離開這裏，到更廣闊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覺得對這生他養他的故鄉田地，內心依然是深深熱愛着的！”[6]這種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鄉二元對立設置給讀者帶來的消極影響；路遙在小說中沒有被敘事空間結構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這一連結點，通過抒發感情表現出敘事空間結構的張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質得以凸顯。
路遙不拘泥於鄉土傳統的立場，用辯證的眼光進一步表現城市文明與鄉土文明的關係。“感性層面上，倫理主義的目光讓路遙對生活過的老土地無比的眷戀和懷念；而理性層面上，歷史主義的目光告訴路遙要堅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擁抱現代文明，路遙深知現代文明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尋求現代文明也是路遙骨子裏理性的自主抉擇。”[7]這體現在小說開放式的結局，在城鄉之間位置、身份的變換：高加林回到鄉村，在鄉土倫理的評價體系中失分，但終究不會在鄉村自我放逐。開放式結局暗示：只有城市纔是他才能的真正舞臺。
三、城鄉二元敘事空間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遙喜歡在以城鄉交叉地帶的生活爲題材，他的作品中經常出現城市文明與農村文明的衝突，也經常出現離鄉和戀土的矛盾，這就爲農村青年的人生選擇增添了一重歷史轉折的巨大背景，從而顯示出一種倫理主義和歷史主義的雙重目光。”[8]高加林作爲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資本試圖完成從農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轉變，卻不幸失敗。在城市長期處於話語體系、政治經濟的中心的年代裏，高加林這種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喪失了社會的上升路徑，不得不面對成爲農民的事實，他們的掙扎不可避免。小說中這種掙扎尤其體現在高加林失去民辦教師職位後，大大推動了情節發展。民辦教師的職位對不願做農民的他來說，意味着不用參加農業勞動就可以給家裏貢獻一份男勞動力的工分的優待，意味着對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後來他被迫再返鄉土、陷入困頓的起因，則是對純樸鄉土道德的背叛、是個人追求的膨脹，更是時代的悲劇，充分折射出創作時期的社會現實。
路遙在上篇適時運用插敘，交代高加林在城裏上學時期表現突出，而當時體制下城鄉的鴻溝限制了他的發展。正如黃亞萍所想：“她後來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爲加林回了農村，她再沒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塊兒。不必隱瞞，她還不能爲了愛情而嫁給一個農民；她想他她一輩子吃不了那麼多苦！”[9]高加林兩次進城深刻體會到城鄉不平等，對自己的農民身份憤懣不平；之後對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顯：“我非要到這裏來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識，我比這裏生活的年輕人哪裏差？我爲什麼要受這樣的屈辱呢？”[10]進城工作後則表現爲：“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熱的張開雙臂膀，面對着燈火閃閃的縣城，嘴裏喃喃地說：‘我再也不能離開你……’”[11]面對選擇時他毫無遲疑地投入城市懷抱，數十年鄉土文化的浸染抵不過接受教育後對現代文明的皈依。結尾處他被迫返回家鄉後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說對城鄉二元對立的反思高度，“他進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黃亞萍去了南京，他這輩子就會真的幸福嗎？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樣在生活中平步青雲？亞萍會不會永遠愛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誰知有多少，以後根本無法保證她不再去愛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邊，就像甩張克南一樣。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結婚，他就敢保證巧珍會永遠愛他。他們一輩子在農村生活苦點，但會活的很幸福的.……”[12]面對愛情，城鄉身份的差別卻成了最大的限制：無論是黃亞萍無法忍受犧牲的想法，還是劉巧珍獨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對純真愛情的莫大諷刺。高加林愛情抉擇的矛盾緊張激烈，但追求個人的發展的深層命題一直貫穿全文；表面愛情的演進深深地被這個命題影響，融入併成爲其個人發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終沒有按照預想掌握自己的命運，他設想在巧珍和亞萍之間選擇安穩或前景，在另一維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慾。
二元對立的敘事空間下，愛情悲劇和人物性格問題同時從側面表現出人固有觀念中巨大的城鄉差距。路遙在塑造“高加林”時賦予他城鄉對立的思維，即使隨着身份的轉變也無法消解，反過來這種設計也折射出作家的內心世界。從小說結局來看，路遙爲主人公設置重回鄉土文化懷抱的出路，體現出鄉土哲學的思想傾向：“（路遙）以鄉土人生哲學的博大和深邃爲鄉土子民的奮鬥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尊嚴的後盾，他以鄉村的道德人倫的溫暖安慰着在生存價值的比較中飽嘗創傷和屈辱的心靈。”[13]但造成悲劇的、人性方面的深層原因也應當引起反思；以此來看所謂“城鄉交叉地帶”的客觀影響存在又有着被部分誇大的嫌疑。
四、結論
路遙在《人生》中建構起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空間，在表現現代文明與鄉土傳統的差異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顯著，取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路遙一系列作品中個人的奮鬥故事、潛藏的手法、敘事空間模式的不斷髮展，成就了他“鄉土傳統”以及“城鄉交叉地點”的題材；另一方面也制約了作品思想內涵的進一步深化。文化層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現實中並不少見，人們現實中面臨着劇烈衝突，“一方面嚮往着現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難以割捨掉傳統鄉土倫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擇與當時中國處在傳統社會與現代化的轉折點這一節點緊密相關，路遙在時代浪潮中的經歷、心路歷程與敘事的城鄉二元對立模式同樣相伴而生，從此入手也使研究獲得更廣闊的社會內涵和思想深度。
註釋：
①李星的相關研究主要涉及：路遙作品中的道德承諾及其潛在的人生信仰，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變化，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選擇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經歷對創作心理的影響等，更多地從整體發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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