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看，直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文學的主流是非生態的文學；而且許多十分着名、影響深遠的作家和作品還是反生態的。生態批評不僅要研究所有生態文學作品和其他作品具有生態意義的部分，而且還必須對已有的反生態的作家和作品進行生態思想角度的重新審讀和重新評價，例如重評《聖經》文學、培根、笛福、歌德、麥爾維爾、海明威、普利什文等人的作品，指出其中的反生態思想。
[關鍵詞] 重評 生態批評 反生態思想
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促使生態思潮越來越波瀾壯闊。生態思潮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進行文化批判：挖掘導致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重審傳統的價值觀和文化遺產，反思現存的各門學科和各類知識。生態視角的文化批判要回答這樣的重大而緊迫的問題：人類文明究竟從那裏開始走錯了路？我們的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生態思想家沃斯特說得好：“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自身,而在於我們的文化系統。要渡過這一危機,必須儘可能清楚地理解我們的文化對自然的影響。”他甚至斷言：“整個文化已經走到了盡頭。自然的經濟體系已經被推向崩潰的極限，而‘生態學’將形成萬衆的吶喊，呼喚一場文化革命。”[i]
重審和重評傳統文學，是生態批評的一個主要任務。重審的直接目的是對反生態文學作品做出減值判斷，其最終目的是要推動學界對文學發展史做出整體性的重新評價和重新建構，推動人們建立起生態的文學觀念、文學標準和文學趣味。正如着名生態批評家斯洛維克所言，“和女性主義批評與非洲裔美國人文學批評呼籲文化改變一樣，……生態批評也提倡文化變革，它要考察我們的文化對自然界的種種狹隘假設如何限制了我們想象一個生態的、可持續的人類社會的能力。……在文化的重審和重構進程中，生態文學的研究和分析將發出響亮的聲音。”[ii]
從總體上看，直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文學的主流是非生態的文學；而且，許多十分着名、影響深遠的作家和作品還是反生態的。
生態批評把生態危機的思想根源一直上溯到《聖經》文學。首先發難的是美國生態思想家和文學家雷切爾·卡森。這位以《寂靜的春天》掀起世界範圍的生態浪潮的女作家早在1962年就指出，人類對自然萬物的暴虐行徑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其中最主要的根源就是支配了人類意識和行爲達數千年之久的人類中心主義。“猶太——基督教教義把人當作自然之中心的觀念統治了我們的思想”,於是“人類將自己視爲地球上所有物質的主宰,認爲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動物、植物和礦物——甚至就連地球本身——都是專門爲人類創造的`”。[iii] 史學家林恩·懷特在他那篇被譽爲“生態批評的里程碑”的名篇《我們的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1967）裏指出，“猶太——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構成了我們一切信念和價值觀的基礎”，“指導着我們的科學和技術”，鼓勵着人們“以統治者的態度對待自然”。[iv] 著名的生態神學家、哈佛大學神學院教授考夫曼1998年在哈佛召開的、有80多位世界一流基督教神學家參加的“基督教與生態學”研討會上指出，“我們所接受的大多數關於上帝的概念和形象所蘊含的擬人觀(指賦予神、人、動物和其他事物以人形或人性的思想——引者注)——深深地根植於猶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教傳統中的人類中心主義並殘留至今——需要被解構。”因爲唯有這樣纔可能消除人類征服和統治自然的思想根源。[v]
《聖經》中備受人們抨擊的是《創世紀》第一章第26—30節（其它部分也有類似觀念，如《詩篇》8：5—8等）裏關於上帝授權人類征服和統治自然的一些段落，如上帝授權人類“生養衆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等。“治理”（kabas ）和“管理”(rada )這兩個希伯萊語單詞都有“踐踏”和“壓榨”的含義。古希伯萊文和《聖經》研究專家希伯特指出，kabas (英譯是subdue，意思是“制服，使順從”，subdue nature是conquest of nature的又一說法)用來描述用強力迫使別人屈服，特別是軍隊征服敵人、佔領敵人的領地並迫使敵人爲奴隸；rada (英譯是have dominion over 或rule，rule有“管理”之義，更有與dominion相近的“統治，控制，支配”的意思)最初用來描述對以色列人的敵人的軍事入侵、摧毀和統治，以後也用來描述一家之主對家庭和家奴的統治。[vi] 英國生態思想家彼得·馬歇爾在《自然之網：生態思想探索》一書裏也對這兩個詞進行了分析。他指出：“《創世紀》1：28裏最重要的詞語kabas和rada在整部《舊約》裏都有使用，意思是殘酷的毆打或壓制。這兩個詞都被用來描述征服和奴役的行爲，都給人這樣一種意象：征服者獲得了完全的統治，並把腳踩在被打敗的敵人的頸項上。因此，出現這樣的結果就不足爲奇了：基督教徒把《創世紀》裏這些話傳統地解釋爲神對人的授權，允許人爲了自己的目的征服、奴役、開發、利用自然。”[vii]
對現代文明影響最大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反生態文學家是培根。培根堅信人類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聲稱自己“已經獲得了讓自然和她的所有兒女成爲你的奴隸、爲你服務的真理”。培根宣稱“知識就是權力”，他所說的權力(power)主要指的是統治自然、奴役自然的權力，是征服自然的武器。[viii] 獲取知識的目的就是獲取控制自然的權力，因爲人不僅要統治世界，而且要不斷強化“控制人自己、控制全人類直至控制整個宇宙的權力”，要“把人類帝國的疆界擴大到一切它可能影響的事物”。[ix]《新大西島》形象地表現了培根的反生態思想。在那個烏托邦社會裏，人們憑藉科學技術再造生存環境，合成各種非自然的物種，徹底地操縱了自然，完全無視生態系統和萬物的自身利益和存在價值。培根的思想對後來的哲學、科學和文學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笛卡爾、牛頓等人都堅信思想和科學能夠統治物質、征服自然，狄德羅、孔多塞、布豐等人都聲稱人類統治自然王國的那一天終將到來。人類的科學研究、工業和現代農業乃至整個社會發展，都秉承培根的傳統，繼續培根的夢想，加倍地扭曲自然事物、干擾自然進程、打破生態平衡。
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對人類文明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其內在原因就在於：魯濱孫是人類征服、佔有、改造自然的象徵，是建立在越來越廣泛、徹底地掠奪和利用自然之基礎上的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象徵。他以傳奇般的人生經歷向讀者傳達着一個基本的信息和根深蒂固的信念：只有在征服、改造自然的勞作和生產中，纔有真正的幸福和最高的快樂。從生態思想的角度來看，魯濱孫是整個人類反生態文明和反生態的社會發展的縮影。
歌德對人類文明最壞的影響是“浮士德精神”。“浮士德精神”最要命的誤導是在所有方面的永不滿足、永遠進取、永遠嚮往着更大、更高、更快、更強和更有效地操縱自然。“浮士德精神”代表了人類永不滿足的所有欲求，雖然其中也包括了精神生活、情感生活、審美生活的欲求，但物質上的欲求顯然也佔了很大的部分，而且還含有徵服、把握、控制和佔有自然萬物的成分。“他想摘天上最美的星斗，他想尋地上最高的樂趣”，他呼喊：“我到哪兒去把握你，無窮的自然？”他還要“去跟暴風雨奮戰”，他要填海造地，修築海堤，抵擋海浪，與自然規律抗爭，不僅爲了數百萬百姓安居樂業，也因爲浮
士德要靠戰勝和控制自然來實現自我價值。將所有慾望放在一起不加區分地讚美、並鼓勵人們爲滿足一切慾望而永遠進取，是生態批評家無論怎樣都不能接受的。《浮士德》是西方文學的一部最強烈、最狂熱地煽動慾望的作品。即便是在臨死之前，浮士德還在強力宣揚他的慾望滿足觀：“我已跑遍了全世界；每一種慾望，我都緊緊抓住，……我只渴求，我只實行，又重新希望……這世界對於能人干將不會沉默寡言。……他！任何瞬間他也不會滿足。”[x] “浮士德精神”深刻而長久地影響着西方乃至整個世界，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人爲滿足慾望而奮鬥，並在奮鬥過程當中把大自然弄得一片狼籍。
在麥爾維爾的《白鯨》裏，主人公亞哈把白鯨莫比·迪克——自然偉力的象徵——看作壓迫人、折磨人、摧殘人的力量。白鯨曾經攻擊過許多船隻，亞哈的一條腿就是被它咬掉的。然而，白鯨爲什麼要攻擊人類？難道不是無數捕鯨船在海上橫行、殘酷而滅絕性地瘋狂捕殺鯨魚的結果嗎？難道一個物種在種族即將滅絕時還不能反抗？然而，作爲征服自然的人類力量之象徵的亞哈卻完全不考慮這些，他想的只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不洗雪的奇恥大辱，是通過戰勝最了不起的鯨魚來證明自己的最了不起。當許多人把莫比·迪克當作自然神靈的化身而膜拜的時候，亞哈卻“不惜以遍體鱗傷之軀”跟白鯨敵對到底。“這個白髮蒼蒼、不畏鬼神的老人便在這裏帶領一羣水手，滿懷憤恨地要走遍天下、去追逐一條約伯的白鯨”。亞哈說道：“囚犯除了打穿牆壁怎能跑到外面來呢？對我來說，那條白鯨就是那堵牆、那堵緊逼着我的牆。有時候，我認爲外邊什麼也沒有。但是，這（指打破牆——引者注）就夠了。它使我作苦役；它盡給我增加份量；我在它身上看到一股兇暴的力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惡念支持着那種力量。那種不可思議的東西就是我所憎恨的主要的東西；不管白鯨是走狗還是主犯，我都要向它泄恨雪仇。別對我說什麼褻瀆神明，朋友，如果太陽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多麼可怕的人！多麼瘋狂的人！沒有一點寬容，沒有一點仁愛，沒有一點敬畏之心！一切爲自己考慮，一切爲了自我張揚，一切爲了報仇雪恨。仇恨和報復可以壓倒一切，即使是給他生命的太陽，即使是養育他的地球。亞哈最後與白鯨同歸於盡，這個悲劇結局不正暗示了與自然作對的最終下場嗎？麥爾維爾雖然也曾通過敘述者讚歎了巨鯨“驚人的力量”和“令人驚駭的美感”，流露出一些敬畏的情緒；但更多的是讚美亞哈以征服自然來張揚人的尊嚴和力量的勇氣，甚至把亞哈稱爲普羅米修斯，並且以讚賞的口吻細緻描寫了捕鯨者殘酷捕殺鯨魚的過程。因此，小說的基本傾向是反生態的。[xi] 正如着名生態文學研究者、哈佛大學英美語言文學系教授布伊爾所評價的那樣，“《白鯨》這部小說比起同時代任何作品都更爲突出地……展現了人類對動物界的暴行。”[xii]
《老人與海》的主旨也是人以戰勝自然偉力的方式來實現自我。捕獲大馬林魚、戰勝兇狠的鯊魚，是聖地亞哥老人確立自己價值、證明自己能力的方式。在那場人與魚的殊死搏鬥中，老人充滿了驕傲的自覺，他把對自然的悲壯的抗爭視爲人維護尊嚴的必然和必需。正如作品所說的那樣，老人殺死魚“是爲了自尊心”，是爲了讓人們和他自己相信“你永遠行的”，也是要讓大自然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難”。他對自己說，“我一定要制服它，……感謝上帝它們沒有我們這些要殺害它們的人聰明”。生態思想家和生態文學研究者質疑人類的這種自我實現方式，絕不贊成用征服自然的方式證明人的偉大，而且堅信，人類最終是無法戰勝自然的，無論他取得了多少讓他自豪的勝利，無論他多少次用征服自然的方式證明了自己的力量，最終他仍舊必然會遭到自然嚴酷的、甚至是毀滅性的懲罰。然而，聖地亞哥老人的態度是：“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xiii] 這句被廣泛引用的名言放在人類社會的背景下並嚴格限制在個別人的範圍內來看，也許能夠體現出悲劇性的英雄精神；但是，這句話之所以有意義顯然是因爲它不僅僅針對個別人，如果放到自然與人的關係裏來審視，其荒謬性就充分顯現出來：人都被毀滅了，又何談不敗？假若人類這個物種有一天終於在這個星球上被徹底毀滅，難道他的不敗的精神、勝利的精神還能在那個荒涼的、無生命的星球上永遠閃光？面對大自然，人類太看重自我，太看重尊嚴，太缺乏敬畏，這種虛榮或虛幻的東西如果過度膨脹，膨脹到失去基本的自然物質和自然環境支撐和保障的程度，那就必然要走向極端的唯心、極端的虛妄。
加拿大着名作家阿特伍德對美國傳統文學對待動物的態度進行了嚴厲的生態視角的批判：“美國文學的……動物故事都是狩獵故事，其興趣集中在狩獵者身上。像《白鯨》裏的鯨魚、福克納《熊》中的熊、海明威的《法蘭西斯·麥考伯短暫愉快的一生》中的獅子、米勒的《我們爲什麼在越南》中的灰熊、詹姆斯·迪奇《解救》中敘述者瞥見的鹿——所有這些及其它一切動物都賦有魔力般的象徵性質。它們就是大自然、就是神祕、就是挑戰、就是異己力量、就是拓荒所能面臨到的一切。獵人同它們進行鬥爭，以殺戮的手段征服它們，兼收並取它們的魔力，包括它們的能量、暴力和野性。這樣獵人便戰勝了大自然，從而強大起來。……它們是對美國帝國主義心理特徵的一種評論。……成功的程度以人的需要爲標準”。“你可以看出《白鯨》如果由白鯨自己來講述，角度將會大不相同（那個陌生人爲什麼拿着漁叉追逐我？）。加拿大鯨魚遇到捕鯨者的情形可在普拉特的《抹香鯨》中看到，在這裏我們爲鯨魚而悲傷而不爲捕鯨者難過。”[xiv] 阿特伍德以加拿大的生態文學作品作爲參照，在對比中揭示了反生態文學的若干特徵：反生態文學儘管也可能描寫自然，甚至也可能對自然力量有某種程度的讚美，但所有這些最終都成爲人的陪襯，目的是爲了突顯人征服自然的最後勝利或者人雖敗猶榮的霸氣和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