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之際,中國社會雖處於一種長期的動亂狀態,卻給學術研究帶來了寬鬆的氛圍,以至出現了百家爭鳴、諸學競長的局面。在此期間,曹丕、陸機、摯虞、任疇、劉勰等人的文學理論論文、論着相繼問世,促進了古代應用文寫作理論發展,取得了非常輝煌的成就。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十分重要的發展階段,有較多的文論專着、專論問世。應予說明的是,古人對於文學作品與一般文章(包括應用文)的差異經歷了漫長的認識過程,到“五四”時應用文才作爲獨立的文章體裁提出來,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應用文體的研究並不是以專着、專論的形式出現,而是散見於相關的文論着述之中。劉勰在《文心雕龍·附會》中提出:“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明體才能合體,才能得體。魏晉南北朝的應用文體研究始於曹丕,經陸機、摯虞、劉勰,就具體論題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現出繼承與發展的歷史軌跡,其研究成果與方法都值得總結和借鑑。
曹丕的《典論·論文》是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專篇論文,始創“以體論文”的研究方法。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異。”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規律而言,是各種文體所共有的;末異,指不同的文章體裁有不同的形式特點。他據此立論進而概括:“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這些論述在古代文體研究中具有開創意義。第一,從理論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結合起來考察。這比先秦文史哲渾然一體,對文章、文學也同於學術着作限於本而不及未,有了歷史性的進步。第二,從表現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體的不同特點,以體論文把當時的常用文體區分爲四科八類。由於這四科八類主要是應用文體,這種探索對於應用文體研究同樣具有開創意義。儘管曹丕對不同文體的分析還較爲簡括,像對奏議、銘誄僅概括爲雅、實;或還不夠準確,像對詩賦沒有觸及形象化特點;或還不夠深入,只是從形式上考慮,但是,這一探索略引端緒,其後陸機、摯虞、劉勰等人的文體研究,可以說都是在《典論·論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二、陸機的《文賦》是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統的專着,對文學創作過程中的藝術想象、靈感等重要問題提出了創造性見解,也對文體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關於文章體裁特點,陸機着重從形式與內容間關係的角度,首先指出了體裁的多樣性:“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物,指物象,即文章所反映的客觀現實;量指標準、分限,客觀現實多樣而且千變萬化,作者的認識又有所不同並無一定的標準,這些因素反映到文章上就有千差萬別。在此前提下,他進一步概括各種文體的特點:“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誑。”這段論述與曹丕把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簡括爲雅、理、實、麗相比,有三點發展。第一,區分體裁更細緻,把四科八類擴展爲十類。涉及更多的應用文體裁,如碑、箴、頌。第二,概括文體特點較準確,例如詩爲“綺靡”(李善注“綺靡”爲“精妙”);賦爲“瀏亮”(李善注“瀏亮”爲“清明”);銘已不僅是“實”進而是“約”,即“文省”(據張銑注),且兼褒讚所以言辭“溫潤”。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有重要發展,分析文體特點不是單純從形式出發,而是考慮到不同的內容反映到形式上的不同特點。例如稱“詩緣情”,強調詩歌創作緣於感情的抒發。再如稱“賦體物”,指形象的描寫。他對這兩種文體的分析是從內容上探索創作規律,觸及文學的根本特徵:感情與形象。對應用文體裁的分析也如是,例如稱碑“披文以相質”,指言辭合乎評價(陳桂注“碑本以紀功德,然必立言不亂,稱乎其人,故日披文以相質”);稱誄“纏綿而悽愴”,指誄本爲陳哀(李善注“誄以陳哀,故纏綿悽愴”)。這些都是兼論意與言,注意到了一定的形式反映一定的內容。
此外,陸機還從不同層次深入探索了文體研究的基本理論。他在概括文體特點的基礎止,進而有兩點重要論述。一是“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禁、制即約束,指各種體裁雖有區別,又須有準繩。二是“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物指文章,體指體式,即文章是多姿的,體式是變化的。把這兩點與全文中的文體論結合起來看,關鍵在於闡明文體特點的相對性。這有兩層含義:第一,文體特點使不同的文體相區別,但只是就各文體之間相對而言的,各種文體則應有共同遵守的準繩;第二,文體雖有特點,但不是絕對的,而且即使是同一種體裁,也應文章多姿,體式多變。
陸機的文體研究較曹丕辯證,從內容與形式的主從關係上進行文體辨析,並從不同層面探索文體研究的基本理論,體現了文質兼顧和定體則無、大體須有的辯證原則。這些研究把中國古代文體論和應用文體研究引向了深入。
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是我國第一部文體專論,儘管也涉及到文章評價,但目的是考察各種體裁的起源、性質、發展、演變,而且主要是考察應用文體裁。據《晉書·摯虞傳》記載:“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另據《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別論》二卷”;並稱《文章流別集》是文章總集的開始(後來《四庫提要》也繼承了這一看法)。從這些記載來看,“論”大概原附於“集”,後又摘出成爲專論,即《文章流別論》。不過,“集”與“論”原書均已亡佚。後者僅存十餘則,散見於《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之中;清代嚴可均《全晉文》、張鵬一《關隴叢書》有輯佚本。從現存片段看,論述到的文體有頌、賦、箴、銘、誄、哀辭、對問、碑銘等十一種,可見原書分類之細。劉師培先生說:“古代之書,莫備之於晉之摯虞,……流別者,以文體爲綱也。”(《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他還認爲《文章流別論》“溯其起源,考其正變,以明古今各體之異同,於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品評,集古今之大成”。(《魏晉文學之變遷》)《文章流別論》首先考察了各種文體的起源,稱:“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着,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日風,日賦,日比,日興,日雅,日頌。”對此,我們可結合經學家的註釋來分析。摯虞認爲:帝王德澤流佈,而有詩歌;功成治定,就興起了頌。據《詩大序》“詩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孔穎達《正義》:“此解名爲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壯也。”摯虞認爲:銘是記德善、勳勞的。鄭玄注《禮記·祭統》:“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摯虞認爲:諱,是爲有美善德行的人逝世而寫的。鄭玄注《禮記·曾子問》:“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跡,讀之以作諡。”摯康認爲:箴是戒王者之過的。杜預注《左傳》襄公四年:“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羣戒五過。”《文章流別論》對各種文章體裁的起源——考察,明確了不同文體源於實際社會生活中的不同需要、起於實用。就文體研究方法而言,這種新的視角比陸機又前進了:理清淵源,才能使人們對各種文體的性質、特點把握得更準確。《文章流別論》其次考察了文體的性質和發展、演變。例如談頌:“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幹,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後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毅《顯索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後者爲詩者多矣,其稱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顯然,摯虞對頌的考察極其詳盡。第一,指明頌的性質是爲帝王“功成治定”歌功頌德,用途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本是廟堂之作。第二,闡明頌的種種流變。例如,東漢班固爲竇融封安豐侯作頌,史岑爲漢安帝舅鄧騭出征西羌和漢和帝鄧皇后作頌,與《詩經》中《魯頌》主詠僖公功德而不是頌天子,體意類同,文辭不同,是古今之變。再如,西漢末西羌有警,成帝思念名將趙充國,命揚雄作《趙充國頌》,已似雅、東漢傅毅頌漢明帝,是依《詩經》中《清廟》頌周天子,也雜以風雅。又如,東漢馬融上鄧太后《廣成頌》和《上林頌》,實際上已是漢賦體。還有後世爲詩的當中,稱頌功德的可以叫作頌;其餘則是詩,因爲與頌的性質相去甚遠了。摯虞對頌這種應用文體裁的考察,由於把握了文體性質,理清了古今流變,所以能全面、準確地判別其發展、演變過程中的種種現象,諸如頌形、頌聲已非古頌之意,古今的頌在體意、文辭上的正變,頌與後來賦、詩的區別,等等。論中也涉及《魯頌》、《周頌》和班固、史岑、揚雄、傅毅、馬融之作,而所論的目的是探究文體的淵源流變。
這種探究文體淵源流變的研究方法,對中國古代文體論和應用文體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有學者認爲,《文章流別論》之所以值得重視,一是把文章體裁區分得更細,二是概括前人成果且有所發揮。但我們認爲,摯虞真正的貢獻在於研究文體的方法。因爲,如果僅就區分文體來看,曹丕始創“以體論文”,提出了四科八類;陸機擴爲十類;摯虞所增論的只是略細於前人。然而,摯虞考察文體首先深入本源,正本清源,從本質上把握文體性質及特點,進而明確古今正變異同,這種研究文體的方法則是前人所沒有的新視角。我們以概括文體特點爲例。曹丕對四科八類從形式上概括爲雅、理、實、麗。陸機從內容與形式的主從關係考慮,提出的“詩緣情”、“賦體物”觸及到文學的形象與感情的根本特徵;但是,對一般文章包括應用文,還較少深入到性質從而概括特點,譬如稱“頌優遊以彬蔚”,“優遊”固然指意,然而爲什麼“優遊”呢?摯虞從文體本源的視角考察,指出頌本是爲聖帝明王歌功頌德的,是和以律呂歌於廟堂的,才從容而不窘迫,“優遊”的特點也纔有瞭解釋。我們再以考察文體的源與流爲例。對誄、衷辭、哀策三體,摯虞提出了“嘉美終而誄集”、“誄無定製”、“作者多異”,見於典籍的有《左傳》衷公十六年爲孔子誅;進而指出哀辭爲“誄之流也”、“以哀痛爲主,緣以嘆息之羣”和衷策爲“古誄之義”。由上可見,對文體溯其淵源、考其正變,是《文章流別論》的核心。摯虞的研究方法使文體研究理論趨於系統,具有了一定的科學性。其後,劉勰論文體,研究方法以及不少觀點、材料就採自《文章流別論》。
四、劉勰的《文心雕龍》是古代文/文祕站－中國最強免費！/學批評史上有突出地位的不朽鉅著,體大思精,集古今之大成。即使僅從應用文體研究的角度,也應專文予以闡述,這裏只能極簡要地介紹。《文心雕龍》全面繼承了前人的應用文體研究,而且更有創建,主要體現三點。第一,論述應用文體裁周詳完備。《文心雕龍》共有20篇文體論,即:《明詩》、《樂府》、《詮賦》、《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弓》、《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佔了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篇兼論兩種體裁,共詳論了34種文體,大多是應用文,如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弓、詔、策、檄、移、章、表、奏、啓、議、封禪等;又於《書記》中簡述24種體裁,絕大多數是應用文。其論述應用文體裁周詳完備,遠遠超過前人,可謂當時的“應用文體大全”。第二,文體研究有明確而系統的理論,表現有有二。其一,劉勰把“文筆說”引人文體研究,採用了層次遞進的研究方法。“文筆說”成於南朝顏延之。此前,漢代曾有“文筆”的提法,如王充《論衡·超奇》中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但是沒有形成理論體系。據《南史·顏延之傳》,顏延之有文、筆、言三分法。劉勰借鑑了這個理論,第一層是“論文敘筆”,從表達形式上把文學體裁與各種文章體裁區分爲兩大類;第二層再進行個體研究。《序志》在提出寫作的關鍵即“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經,體乎聖,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之後,指出:“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總術》中具體解釋爲:“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全書的文體論,正是據此而定:前10篇談有韻文,其中不少是應用文;後10篇談無韻筆,主要是應用文。這種層次遞進的文體研究方法,顯然不同於曹丕、陸機。其二,劉勰以明確的研究理論指導個體研究。《序志》提出:“原始以表末,釋名以彰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意思是探究各種文體的淵源,表明流變過程;解釋文體名稱,闡明其涵義;選取各體文例,確定評述的篇章;闡述各體的寫作理論,構成體系。由於自覺地以明確、系統的理論爲指導,在論述各種文體時,不僅能夠在前人基礎上確定性質,概括特點,理清發生、發展、演變的概貌,而且概念準確,含義清楚,品評中理論結合寫作實踐,並提出寫作規律、要求。《文心雕龍》中的文體論,實際上具有了分體的文章史、文學史的性質,也爲全書的創作論奠定了基礎;既是對以往文體研究方法、成果的總結,又更加全面、系統而更具科學性。第三,對前人文體研究的'方法、成果,於繼承中有所鑑別。《序志》中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研究的得失,認爲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指各家只是從個別角度而很少有全面論述。並具體指出:曹丕的《典論·論文》“密而不周”,即評論作家、作品和提出“文氣說”都細緻深入,但談文體過於簡括;陸機的《文賦》“巧而碎亂”,即探索創作規律精當,但內容不夠嚴密;摯虞的《文章流別論》“精而少功”(“功”字據《梁書》),即溯淵源析正變精闢,但沒有具體到寫作規律,因而缺少功效。並評論曹植《與楊德祖書》、應踢《文質論》、李充《翰林論》,以及桓譚、劉楨、應貞、陸雲之作“泛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正是由於劉勰對前人的研究方法、成果能夠全面、深入地體察,才能做到不是一般性地繼承而是有鑑別、有超越。
《文心雕龍》對大量應用文體裁進行了個體研究,本文限於篇幅僅舉一例:頌。劉勰談頌,既不同於陸機只概括文體特點,也不同於摯虞雖然探究淵源但是沒有提出寫作規律。《頌讚》中分爲兩層,進行了系統、精闢的論述。
第一層,借鑑了摯虞的研究方法,考察淵源流變。其一,溯其淵源。首先指明:“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並以堯父帝嚳命鹹黑歌九韶爲例,證明頌本是舞歌,講究容狀,爲帝王“美盛德”。然後,指出頌轉爲詩後與風、雅的區別:“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這樣,就從文體產生的本源把握了其性質、用途。再後,指出頌的特點:“頌主告神,義必純美。”古代告神,出於對自然神、祖先神的敬仰、崇拜,頌既然是告神,特點自然是“純美”。並且於論述中以《魯頌》、《商頌》爲例(據鄭玄《魯頌譜》,周公攝政治理天下制禮作樂,周成王命其子在魯國按天子祭天的禮節祭河、海、泰山,“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二者之後”。另據鄭玄《商頌譜》:“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證明頌是“宗廟之正歌,非宴饗之常詠”。這樣,就從文體的性質把握了文體的特點。其二,析其流變。首先,指出了頌體演變過程中開始時的漸變。以周公作《時邁》、晉文公城濮之戰聽衆人誦、孔子相魯魯人謗誦和屈原的《橘頌》爲例,說明頌從歌功頌德演變爲“哲人之頌”、短辭以諷人事和詠物寓意。然後,分析了頌自先秦以來的種種流變。以秦代刻石、漢代樂舞,和揚雄、班固、傅毅、史岑、馬融、崔瑗、蔡邕、曹植、陸機之作爲例,詳析頌而似雅、變爲序引、雅而似賦、序詳頌略以及魏晉褒貶雜居的種種現象。
第二層,概括寫作規律。《頌讚》中指出:“原夫頌惟典懿,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雖纖巧曲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即首先要求頌要典雅美好,這出於“容告神明”“義必純美”。然後提出具體要求:內容要稱揚、深廣,敬慎像銘但是無規戒之意(銘有表揚功德和警戒的作用);言辭要清麗光美,鋪陳像賦而不華侈。這樣,既提出了頌在內容、言辭上的寫作要求。又指出了頌與其他文體在文、意上的區別和交*,比陸機概括得明確而具體,也比摯虞更有創見。現在看來,上述劉勰對頌的論述並非沒有值得斟酌之處。例如就思想性來說,歷史上爲帝王歌功頌德的頌,很少是有價值的。相反,如果從劉勰自己提出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的視角看,陸機的《漢高祖功臣頌》對所歌頌的人也感嘆缺失,雖然“褒貶雜居”,卻不必評之爲“末代之訛體”。更何況西晉劉伶的《酒德頌》,不歌王朝卻疾呼酒德,蔑視、嘲弄統治者,卻是真正優秀的作品,是傳統名篇。因此,劉勰所論未免過於看中文體的最初含義,忽略了合乎歷史唯物主義精神的文學發展史觀。儘管如此,劉勰的研究角度、深度和概括的寫作規律,全面繼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更有創見,充分體現了明確、系統的文體研究理論,具有較強的科學性。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劉勰的研究結合了自先秦至魏晉大量的寫作實踐,以品評歷代重要作家、作品爲基礎,從評價個體到認識整體到上升爲理論,使提出的理論有堅實的基礎;同時,研究理論的目的是爲了指導實踐:《文心雕龍》的“長懷序志”陳訴了爲文起因,雖有儒家傳統想法“君子處世,樹德建言”,但也出於認爲前人論文“無益後生”而不盡如人意。從後者的意義上看,蕭統的《昭明文選》的編選,就表明應用文體研究已經實際運用於指導文章編選。《昭明文選》選錄了自周代至六朝130餘位作家的700餘篇作品,共分38類,其中應用文達20餘類。像詔、令、策、表、上書、啓、彈事、箋、奏記、檄、頌、贊、箴、銘、誄、哀、碑、墓誌、弓、祭等文體,均各成一類。這部富於創造性的規模巨大的文章總集的編選,除了作家輩出、文章紛呈、社會需要等因素外,如果沒有相應的理論作爲指導也是難以想象的。顯然,對歷代的衆多的應用文,做到按體區分、從類編排,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瞭古代應用文體研究已經用於指導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