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審美的無利害性到“物我相忘”的境界體現出中國古代先賢人格的大美，人格個性的自由解放和多元化對於藝術精神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從魏晉這個以“玄學”爲思想基礎的時代，晉人的美空絕前後，晉人的藝術精神更是後來者標榜的精神楷模，我們在“妙悟”前賢的經典中或許能得到心靈中的解放。本文以古典傳統美學思想出發探析晉人藝術精神之美的相關問題。
關鍵詞：玄學;藝術精神;境界;體道
一、魏晉玄學和晉人的美
魏晉時期玄學的誕生和審美的自覺。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一個政治混亂、人性、思想解放的時代，繼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後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發展的第二個高峯期，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個人的覺醒藝術自覺的時代，“這個時代以前―漢代―在藝術上過於質樸，在思想上定於一尊，統治於儒教;這個時代以後―唐代―在藝術上過於成熟，在思想上又入於儒、佛、道三教的支配”①這也正是漢代崇儒的思想禁錮後的大解放，首先是從人的意識形態去覺醒的，也就是晉人所顯現出來的人格精神之美，這對後來的隋唐乃至以後時代的發展在藝術生命精神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迴歸到思想體位我們不得不提到魏晉玄學，魏晉玄學大致分爲兩派，以王弼爲首的“貴無”;向秀、郭象爲首的“崇有”。
簡而言之“重無”和“貴有”的玄學思想，前者注重客觀精神，並把精神看做爲“道”，重傳神，後者注重主觀精神的超越，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
玄學的基本哲學立場是用道家思想去改造儒家，這種改造更多的是一種靈活的補充，儒家的思想統治地位雖是順應統治者中央集權的主觀意志，迴歸到社會思想本位，必然會存在其片面性，如魏晉時代的社會結構解體、政治混亂、門閥之間的征戰層出不窮，儒教下的思想統治不再滿足於士人，玄學講求個人感情，注重思辨能力，崇尚自由，提倡天人合一的生命情懷，注重人格的發展，肯定自然人性。
玄學注重“體道”審美模式，強調自身的主觀與客觀的精神意志，這種審美模式了擺脫了以往政治和倫理的束縛成爲一種高層次的精神愉悅，審美不再過多的受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的需要所影響，打破以往的倫理綱常的儒教審美模式，個人審美自覺的真正到來，這種“體道”式的審美表現出個人和自然之間“天人合一”的精神趣味，顧愷之筆下人物的“傳神寫照”，正是“體道”的精神，這種精神的表達更是一種生命氣質，表現一個宇宙生命，絕非對物象形體的寫照。
魏晉玄學造就了晉人主觀審美意識的覺醒，這種意識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人格美。《世說新語》第九篇品藻載：“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鑑?周曰：鑑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比臣，有國士門風。”②從晉明帝和周伯仁之間的對話可以看出他們之間品人所推重的就是人格的的氣質和風度，即是人格的內美，晉人筆下的曹操的美就更多是氣度之美，人物品藻正是晉人人格之美的具體表現，而且這種時代審美風氣是重氣度的。
二、“澄懷觀道”和“物我兩忘”藝術精神之美
南朝宋時畫家宗炳在《畫山水序》中說：“聖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象。”③“含道映物”是把聖人與自然之“道”相互參照，宗炳用一種聖人的精神來照亮自然，洞悉自然之法則，用用聖人之道和自然之道相互融合，以道映道，這如同道家所推崇的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是高境界的道，“澄懷味象”則是主體去除利害目的的審美趣味，達不到聖人的境界，賢者可以“澄懷”，可以去“體道”，“澄懷”是賢者審美的前提。
我們用比較通俗的話來講，中國的傳統藝術講求“品味”，這個“品味”也是審美的結果，可見一個人的審美高低和“澄懷”有着直接關係，人“爲物所累”必然不會得到身心的自由，何談”澄懷”，更談不上“品味”。宗炳所說的“賢者澄懷味象”;其實也並非定指賢者的審美和品位;這裏是理解和欣賞中國藝術之美的基本條件，也就是“澄懷觀道”的藝術審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