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PP模式簡介
私營企業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運營及提供公共服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82年，以法國Perrier兄弟建設、運營自來水公司作爲其開端的標誌性事件。從此陸續出現私人蔘與供排水項目以及公路項目等政府壟斷性行業項目的建設與運營，直至20世紀中葉，公私合營提供公共服務的模式還不太盛行，公私合營提供公共服務的例子相對較少。進入20世紀80年代，無論是在發達國家或是在發展中國家，BOT(公私夥伴關係的一種典型模式)廣爲流行，成爲融資建設大型基礎設施的主要模式，尤其是在收費公路、供排水系統、電廠等領域開始廣泛運用，以英國英吉利海峽隧道項目最爲典型。
民間參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務管理的模式統稱爲公私(民)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簡稱爲PPP)。在PPP模式下，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公共服務的提供可以採用多種模型。下面列表介紹PPP模式下的幾種典型模型：
PPP模式下的典型模型
| 設施類型 | 適用的模型 |
| 新建設施 | 建設—運營—轉移(BOT)，建設—運營—擁有—轉移(BOOT) |
| 建設—轉移—運營(BTO) | |
| 建設—擁有—運營(B00) | |
| 對已有設施的擴建 | 租賃—建設—運營(LBO) |
| 購買—建設—運營(BBO) | |
| 擴建後經營整體工程並轉移(Warp—around Addition) | |
| 已有設施 | 服務協議(Service Contract) |
| 運營和維護協議(Operate&Maintenante Contract) | |
| 公共服務 | 合同承包 |
二、PPP模式風險分析
風險的識別與合理分配是成功運用PPP模式的關鍵，在特許權協議及合同設計中應當權責對應，把風險分配給相對最有利承擔的合作方。PPP項目的主要風險有政策風險、匯率風險、技術風險、財務風險、營運風險。
政策風險即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由於政府政策的變化而影響項目的盈利能力。爲使政策風險最小化，就要求法律法規環境以及特許權合同的鑑定與執行過程應該是透明、公開、公正的，不應該出現官僚主義現象，人爲的干擾應是最少的，否則，合作各方均會受到損失。PPP項目失敗原因主要歸結於法律法規與合同環境的不夠公開透明，政府政策的不連續性，變化過於頻繁，政策風險使私營合作方難以預料與防範。因此當政策缺乏一定穩定性時，私人投資方必然要求更高的投資回報率作爲承擔更高政策風險的一種補償。有鑑於此，有些地方政府出臺了有關法規，爲基礎設施特許權經營的規範操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法規保障。爲PPP的進一步廣泛與成功應用提供了政策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私營合作方的政策風險。
匯率風險是指在當地獲取的現金收入不能按預期的匯率兌換成外匯。其原因可能是因爲貨幣貶值，也可能是因爲政府將匯率人爲地定在一個很不合理的官方水平上。這毫無疑問會減少收入的價值，降低項目的投資回報。私營合作方在融資，建設經營基礎設施時總是選擇融資成本最低的融資渠道，不考慮其是何種外匯或是本幣，因此爲了能夠抵禦外匯風險，私營合作方必然要求更高的投資回報率。政府可以通過承諾固定的外匯匯率或確保一定的外匯儲備以及保證堅挺貨幣(如美元)的可兌換性與易得性承擔部分匯率風險，這樣私營合作方的匯率風險將大爲降低，在其它條件(盈利預期等)相同的情形下，項目對民營部門的吸引力增強。
技術風險直接與項目實際建設與運營相聯繫，技術風險應由私營合作方承擔。以BOT爲例，私營合作方在基礎設施建成後需運營與維護一定時期，因此私營合作方最爲關注運營成本的降低，運營成本的提高將減少私營合作方的投資回報，這將促使私營合作方高質量完成基礎設施的建設，以減少日後的運營成本。
財務風險大小與債務償付能力直接相關。財務風險是指基礎設施經營的現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債務和利息，從而可能造成債權人求諸法律的手段逼迫項目公司破產，造成PPP模式應用的失敗。現代公司理財能通過設計合理的資本結構等方法、手段最大限度地減少財務風險。私營合作方可能獨自承擔此類風險，如果債務由公共部門或融資擔保機構提供了擔保，則公共部門和融資擔保機構也可分擔部分財務風險。
營運風險主要來自於項目財務效益的不確定性。在PPP運用過程中應該確保私營合作方能夠獲得合理的利潤回報，因此要求服務的使用者支付合理的費用。但在實際運營過程中，由於基礎設施項目的經營狀況或服務提供過程中受各種因素的影響，項目盈利能力往往達不到私營合作方的預期水平而造成較大的營運風險。私營合作方可以通過基礎設施運營或服務提供過程中創新等手段提高效率增加營運收入或減少營運成本降低營運風險，所以理應是營運風險的主要承擔者。私營合作方可以通過一些合理的方法將PPP運用過程中的營運風險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或轉嫁。
政府能夠幫助私營合作方化解某些營運風險。以公私合營融資建設、運營道路爲例，因爲正確估計交通流量以及機動車類型是非常主觀也是非常困難的，政府可以承諾最低的交通流量，從而降低私營合作方的營運風險，提高項目對私營部門的吸引力。另外，在項目的運營收人大大低於預期水平時，政府可以給予私營合作方一定的補貼，政府也應委任獨立機構對私營合作方實施監督，以確保私營合作方的運營效果，避免私營合作方的道德風險。當然，在項目的運營過程中，由不可抗力因素(洪水、戰爭)引起的財務盈利能力降低的風險即不可抗力風險應由私營合作方和政府部門共同承擔。不可抗力風險可由私營合作方或政府部門投保以規避。
金融機構抵禦風險的能力較差，這可歸因於它對項目的控制權最弱，因此金融機構提供資金時事先收取風險附加率作爲化解風險的一種手段，預測的風險最大，事先要求賠付的風險附加率也就最高(利率二純粹利率+通貨膨脹附加率+風險附加率)。爲了降低金融機構的風險預期，從而減少金融機構要求賠付的`風險附加率，私營合作方必須全力化解風險或是將風險轉移給其它團體。
在PPP運用過程中政府爲降低其風險，往往要求私營合作方權益融資佔全部資本一定的比例，是否要求的權益融資所佔比例越大，在基礎設施項目建設與運營及公共服務的提供過程中就越能成功運用PPP模式。下面將結合上述風險因素建立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的模型闡述這個問題。
三、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模型
現代公司財務理論告訴我們：在完美競爭資本市場下，公司價值與公司資本結構無關。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假設，實際的市場並非爲完美競爭市場，項目價值與其資本結構是息息相關的。
爲了能夠選擇最佳的融資資本結構，即確定整個項目總資本中權益融資與債務融資中所佔的合理比例。首先必須瞭解權益融資與債務融資各自具有的特點。債務融資中各種債務工具有固定的合同條款即債務人(私營合作方)必須獲得足夠的現金收入以支付利息和本金。如果債務人不能履行合同即不能如期支付利息或本金，債權人有權訴訟法律讓私營合作方宣佈破產，一旦私營合作方宣佈破產，資產將會被出售，在清算費用支付後，債權人獲得剩餘財產，因此對項目公司來說債務融資風險較大，靈活性較小。而權益融資具有較大的靈活性，股東的投資回報通過股利分紅實現。我國現行《公司法》規定，可供分配的利潤必須在提取法定盈餘公積金、公益金後有結餘纔可向股東分配，因此股東收益的不確定性較高，且股東無權要求項目公司破產，而且在項目公司破產後股東的權益保障是最後被考慮的，因此權益融資成本高於債務融資成本，尤其在項目運營後無償移交給政府。項目資本成本的最小化或價值最大化具有同一性。通過計算項目未來現金流的淨現值可以發現項目的價值，折現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越低，未來現金流的淨現值越大，項目的價值越高，對私營部門的吸引力越強。項目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的公式如下：
WACC=KbA+Ks(1—A) (1) 式中A表示權益融資佔全部資本的比重
Kb表示權益融資資本成本
Ks表示債務融資資本成本
項目公司在進行債務融資時，債權人往往要求對債務資金提供一定的擔保，因此項目公司必須支付一定的費用給融資擔保公司，這將減少項目公司的現金流，從而權益融資風險加大，權益融資資本成本提高。
結合上述分析，在WACC基本公式中，Kb=Ko+K1A+K2(1—A)B (2)
Ko表示無風險報酬率
K1表示政策風險(含匯率風險)係數
K2表示融資擔保機構要求支付的擔保費率
B表示有擔保債務資金佔總債務資金的比例
同樣的K。=Ko十K3(1—A)+K4(1-B) (3)
Ko表示純粹利率
K3表示破產風險係數
K4表示債務風險係數
將(2)(3)代入(1)得：
WACC=KoA+KiA2+K2A(1—A)B+Ko(1一A)+K，(1一A)2+l(1一A)(1一B) (4)
對模型(4)進行分析發現：如果破產風險較小時(K3較小)，當A=0即意味着項目全部資本由債務資本構成，且債務資金都由融資擔保機構擔保時，項目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最低，項目的價值最大，對私營機構的吸引力最強。當然實際操作過程中，融資擔保機構對項目公司提供債務擔保時，要求項目公司的權益資本佔一定比例而且通常拒絕對債務提供全額擔保。如果項目融資擔保機構對債務資金提供擔保時要求交納的擔保費是相對昂貴的並且權益資本需佔的最小比例有規定時，那麼當支付的擔保費越小，項目公司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越小。當項目破產風險很大(K3較大)時，項目的權益資本所佔的比例越大，項目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越小，這時項目公司支付給融資擔保機構的擔保費是微不足道的。當政策風險和擔保費率都很低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的較小值在權益資本所佔比例較低時取得。
四、結論和對策
PPP模式的成功運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正確的風險辨識以及合理的分配，即把風險分配給最有利承擔的合作方。同時經過模型分析發現：項目的最佳資本結構並非一定在權益資本佔總資本較大比例時獲得，它受各種因素的影響，項目破產風險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當破產風險較小，最佳融資資本結構可在權益資本佔較小比例時獲得，反之在較大比例時得到。如果政府爲防範PPP運用的風險而要求的權益資本佔總資本比例過高，將減小項目的價值，不利於基礎設施項目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同時正如預期的那樣項目的政策風險(含匯率風險)越低，項目的價值越高。項目政策風險的降低可以通過公開、透明的法律法規環境與合同環境以及政府對外匯的可兌換性進行承諾等方面實現。對於項目的財務風險，政府可以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提供給項目公司最低收入保障，進而降低項目的財務風險，提高項目的價值，增強項目對民營部門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