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神話小說，從吳承恩創作至今，一直深受衆人喜愛，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西遊記》的文體爲什麼是神話小說，希望大家喜歡。
《西遊記》的文體爲什麼是神話小說 篇1
按一般文學史常識，以書名“西遊記”所標，表現“西天取經”母題的《西遊記》理應是一部名人旅行記或英雄歷險記。從“取經求法”的佛教題材上看，《西遊記》則更有理由是一部弘揚佛法的宗教小說。然而令我們深感詫異的是，《西遊記》卻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瑰瑋壯麗的神話小說。這一“反差”中隱含着《西遊記》演化的機制與線索。
作爲“偉大的中國故事”，唐代玄奘大師“西行取法”的事蹟聲震寰宇，從《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到兩《唐書》、《高僧傳》等歷代史書均有記載，其遠行五萬裏，穿越百餘國，苦度十七年，所歷艱險“百千難以備敘”。在民間，“西遊”故事世代流傳，滾動累積，直至沉澱爲明代“四大奇書”之一的小說鉅著《西遊記》。
按一般文學史常識，以書名“西遊記”所標，表現“西天取經”母題的《西遊記》理應是一部名人旅行記或英雄歷險記，正如《馬可·波羅遊記》和《魯濱遜漂流歷險記》。當然，從“取經求法”的佛教題材上看，《西遊記》則更有理由是一部弘揚佛法的宗教小說。然而令我們深感詫異的是，《西遊記》卻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瑰瑋壯麗的神話小說。這一“反差”中隱含着《西遊記》演化的機制與線索，借用日本學者中野美代子的話語，屬於“《西遊記》的祕密”。
取經史實的神奇性神話元素
最早記載取經史實的是玄奘《大唐西域記》(辯機執筆)。大唐初年，國門未開，雖然歷史上不乏張騫、班超、朱士行、法顯等先賢的“通西域”之旅，但國人對西域的認知尚停留在想象層面。西域，狹義所指爲我國西部領土，廣義上則泛指包括今亞洲中、西部，印度半島，歐洲東部和非洲北部在內的廣大地區。玄奘《西域記》所指大約介於兩者之間。查其西行線路圖如下：
貞觀三年(629)從長安(今陝西西安)出發。經秦州(今甘肅天水)、蘭州、涼州(今甘肅武威)、瓜州(今甘肅安西)，偷渡玉門關。取新疆北道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魯番)。越蔥嶺(帕米爾高原)、出熱海(凌山大清池，即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來到素葉水城(即碎葉城，在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西南)，經二十四國到達北印度。
貞觀十九年(645)，玄奘攜帶657部佛經，取道巴基斯坦北上，經阿富汗、尼泊爾，翻越帕米爾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線回國，駐于闐(今新疆和田一帶)，歷兩年回到首都長安。
行程5萬里，歷時17年。
因爲地理、氣候、語言、宗教和歷史的特殊性，《大唐西域記》所記西域見聞頗具神奇性，有的徑直就是微型神話。如屈支國“大龍池”故事：
國東境城北天寺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性戾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即潛隱，以至於今。城中無井，取汲池水，龍變爲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城今荒蕪，人煙斷絕。(《大唐西域記》卷一)
這則人龍交合故事，一方面帶有神祕色彩，另一方面也有道德說教的因素：因爲違背自然本性，造成毀城滅族的惡果，字裏行間體現着古代中華文明的道德準則，符合“再生態神話”的界定。
另一部重要史著是慧立、彥悰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玄奘取經歸來，唐太宗特製《聖教序》予以表彰，慧立、彥悰爲了美化師尊的人格、功績，又在傳記里加入了許多神話因素。如關於西行緣起：
法師出生也，母夢法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爲求法故去。”此則遊方之先兆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
彷彿玄奘取經是“承天命”，有神力相助。
這則故事被寫進《西遊記》，授《心經》主體改爲烏巢禪師，但《心經》威力依舊，並且貫穿全書，成爲《西遊記》的精神之魂。
《法師傳》記載玄奘取經史實最爲詳盡，梁啓超曾在《支那內學院校本玄奘傳書後》稱讚其“古今所有名人傳譜中，價值應推第一”，胡適則明確稱其爲“《中國》傳記中第一部大書”(《〈西遊記〉考證》)，它的神話性描寫，極大地強化了玄奘取經的“神話化”方向。
其他各類野史、筆記也多有神話故事。如劉肅《大唐新語》“摩頂鬆”神話被完整移植至《西遊記》：
玄奘法師往西域取經，手摩靈巖寺松枝曰：“吾西去求佛，如可西長。吾歸，即向東。”既去，其枝年年西指。一夕忽東方，弟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摩頂鬆。
這些神奇性故事或直接進入《西遊記》，或對《西遊記》產生影響，從而催生《西遊記》向神話小說發展。對此現象，胡適《〈西遊記〉考證》稱爲“西遊”故事的“神話化”;由於這種“神話化”開始在玄奘大師身前和去世不久，並且所產神話十分豐富，蔓延廣泛，這種現象是極其少見的，故胡適又驚歎：“神話化之速。”
《取經詩話》：爲《西遊記》神話小說奠基
據目前資料，可知今存最早的“西遊”文學作品是無名氏的俗講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正是它既有的神話品質爲《西遊記》奠定了發展的基礎和方向。
關於《詩話》的產生年代，學界向有不同意見。王國維以《詩話》卷末(款一行)“中瓦子張家印”判爲“宋槧”——其創作和成書在兩宋間(《宋槧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魯迅則以爲系“元人撰”，屬“元槧”(《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王力先生《漢語史稿》根據語言規律前推爲北宋，近來更有學者大幅提前斷爲“晚唐五代時寺院俗講的底本”(劉堅《〈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寫作時代蠡測》，《中國語文》1982年第5期)。上述意見，無論哪一種都要早於現存明代楊景賢《西遊記》雜劇和《永樂大典》本《西遊記》平話，其作爲最早的“西遊”文學作品，殆無可疑。胡適視其爲《西遊記》的“祖宗”，魯迅稱其爲《西遊記》的“先聲”，一致肯定《詩話》對《西遊記》的影響，誠爲信論。僅就神話淵源而論，《詩話》的影響表現在以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