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有一個觀點在拙著《問人性》書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說明，即人類最初的精神性，也即道德心，均發源於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二百年之間，人類的三種原道德精神性——信仰精神、求知精神和仁愛精神，即在這個時期分別發源於古希伯來人、古希臘人和古中國人之中，這三種原道德精神性分別構成了興起於希伯來、希臘和中國的神學、哲學和人學的精神的核心：神學的精神核心是信仰的意志；哲學的精神核心是求知的理智；人學的精神核心是仁愛的情感。無論神學、哲學、人學，它們都起源於人類的對發自內心的善的追求，也即對人類的道德精神的追求。
古希伯來先知視人類對上帝的信仰的意志爲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礎；古希臘哲人視人類對知識的掌握和追求爲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礎；古中國聖人視人類對彼此的仁愛的情感爲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礎。按筆者今天的理解，第一種信仰精神的善其實應是古希伯來人對於人類求真的意志精神的原創；第二種求知精神的善應是古希臘人對於求善的理智精神的原創；第三種仁愛精神的善則本應是古代中國人對於人類求美的情感精神的原創。古代人把人類追求真、善、美的意志、理智、情感等的內在精神全都歸之於追求相反於“惡”的人類內在的善“心”，它們全都是發生於人們內心的求善（好）的精神力量，這些力量對於人們的原惡和原欲都具有某種抑制、約束和調控的作用，所以它們都可以被看作是人類的道德精神力量。
在世界的神創一元論和對上帝的執一的信仰的基礎上形成了人類最初和後來的神學；在世界的心物二元論、概念的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推理學說的基礎上形成了人類最初和後來的哲學；在世界的渾沌學說、陰陽五行說和天、地、人大小宇宙循環論的基礎上形成了人類最初的人學。東方最初的人學理論在中國的秦漢之後便基本上停滯了，而西方最初的神學和哲學在中世紀的相互結合之後，則不僅進一步推進了神學，而且也進一步發展了哲學。神學與哲學的結合產生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神會學說（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等），神學的信仰精神在與哲學的求知精神相互鬥爭相互磨合的歷史過程中產生了人類近代科學實驗或實證的理性精神，同時也產生了社會功利的實用或工具的理性精神。此後，在19世紀末期，神學的信仰精神在與哲學的求知精神的歷史矛盾中，首先走向了衰退，最後並導致了神學與上帝的“死亡”。這種“衰退”和“死亡”均導源於人類通過理性對上帝的審視。上帝，作爲一種人類心中的神祕力量，愈來愈受到理性力量的懷疑和排斥，終於在尼采的一聲驚呼：“上帝死了！”之後，使“上帝死了”成了人類的一種不可逆轉的共識。失去了上帝也即神的信仰本身也愈來愈只剩下了虛有其表的宗教儀式甚至陋俗，從而愈來愈受到後來人的輕視。
人們沒有意識到，由於上帝的死亡所導致的信仰精神的喪失，其實也是人類的一種原疲乏德精神的消亡。這種原德精神曾由於人們在對上帝的無所不在的信仰中所感悟到的某種恐懼和希冀，而在人們的心中生髮出某種制約自身原惡和原欲的內在自律的力量，也即成爲生髮於人們內心的求善的力量的源泉。現在，這種生髮於人們內心的善的力量的'源泉已紀枯竭了。人們發現，原來曾恐嚇自己的上帝（神）只不過是虛無，而人們對於虛無是不必恐懼的，人們發現，原來曾恐嚇自己的上帝（神）只不過是虛無，而人們對於虛無是不必恐懼的，所以人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甚至犯罪也不必感到自咎，正是因此，近現代的人類變得愈來愈不知羞恥，愈來愈不知自責。千萬年來，潛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原惡本性的魔鬼終於衝破了“潘杜拉盒子”的第一道防線——上帝神祕的盒蓋，從而導致了由於信仰而生髮的道德精神的死亡。這種道德畏神的死亡的最直接和最嚴重的歷史後果，即是20世紀前半葉在歐洲和世界幾乎連續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在大戰中，人類公開亮出了從種族清洗到階級清洗的明確的惡的意志，並從此開始了後來半個多世紀的世界兩大陣容的冷戰的局勢；到了本世紀八十年代末，冷戰結束，即又幾乎立即開始了新的種族清洗，如前蘇聯的分裂的戰爭，甚至發展到以更大的國際間的種族清洗取代一般國內的種族清洗的喪盡人道的戰爭，如北約和美國對南斯拉夫的狂轟監炸，這種戰爭均由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西方國家擔綱。喪的了因於恐懼和信仰的上帝的道德精神的西方人，要用人們對最先進的暴力武器的恐懼來重振“道德”，他們沒有看到，這種倚仗強權的道德，已經不可能再是道德，而是更深刻的道德的死亡。這應是後話。
隨着上帝的死亡，曾經沾沾自喜於爲上帝挖掘墳墓的理性的哲學自己也終於岌岌乎殆哉了。
發源於古希臘的哲學求知精神也曾經是人們追求發自內心的善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最早，它爲表現在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70年）所提出的關於“邏各斯” 的觀念之中，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倫理思想史中被認爲是第一個提出了宇宙論倫理思想體系的人。赫拉克利特強調“邏各斯”不僅是宇宙的普遍法則、規律，而且也是人人都應當遵循的共同的行爲法則和命運的“守護神”。在柏拉圖的哲學中，“邏各斯”是理性的法則，是最高的理念，在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中，“邏各斯”是邏輯之母。在後來的斯多葛派的哲學中，“邏各斯”成了世界萬物的命運，在再後來的神學家的眼中，“邏各斯”成了神聖的智慧，成了一神論宗教的理論依據，到了最後黑格爾的哲學中，“羅各斯”又回到了柏拉圖的理性精神的表達，而且成了人類絕對唯一的精神。
由於邏各斯也即理性精神最早所曾表達的某種神祕性，以及人們對於支配宇宙、自然、社會、人類等萬物運動和生命的法則、規律的無限敬畏，使得哲學的研習也曾具有可能幫助人們克服自己內在焦慮的迷茫和任性的狂燥等原惡本性，而獲得內心寧靜的某種精神的效能，所以，哲學的求知精神也曾成爲人類追求發自內心的善的某種精神力量的源泉，從而，歷史上的西方哲學的理性精神也一直曾經充當人類的某種原道德精神。然而，這種曾經作爲西方人類的一種原道德精神的哲學的理性精神，在經過了近幾個世紀的演變和發展之後，卻愈來愈變成了僅僅外在物質主義、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的理性主義的精神，它雖然是人類用於改造自然乃至改造社會的強有力的物質主義的形式工具，但同時也愈來愈離棄了它曾經充當的人類原道德精神的基礎或源泉。這時候的哲學已經與人類的道德精神、與人類所追求的發自內心的善的精神毫無關係，而徹頭徹尾變成了一種人們用以追逐世俗功利的物質主義、理性主義的工具。
哲學的死亡正是發生於它對人類道德精神、情感、生命的愈來愈絕對的離棄，以及與此同時，它的愈來愈只變成了個人在社會歷史中爭權奪利的形式主義的工具。正如筆者在本書中所描述的，這種哲學工具的不斷強大和發達，次第造成了人類中種族、宗教、民族、國家、階級、友誼、家庭，最後乃至個人自身的人格的分裂。在現代哲學的氛圍中，人類的人性不是被高揚了，被昇華了，而是恰恰相反，人愈來愈變得不成其爲人，變得愈來愈寡廉鮮恥，變得愈來愈無視善惡，變得甚至不如畜牲，至少，在畜牲中尚很少發生同類的自相殘殺，更少發生象人類中所曾呈現的，愈是大規模地提高自相殘殺的力量，便愈是顯示出人類自身的某種“進步”、“高貴”、“優等”。近五個世紀以來，人類即明顯地是在不斷地發展殺人的武器的過程中顯示出其“進步”、“高貴”和“優等”的。
愈是過去的西方哲學家往往也愈是更顯示其某種道德精神性，從而也更顯示出他們對人類未來共同命運的關切，而愈是靠近今現代的哲學家則往往相反，他們更顯示出對人類情感的冷漠，甚至冷酷，變得似乎只知求真，而不知求善，甚至變成一味只知尋求符號精密運算的怪物，變成冷漠的語言、語句、語義的分析專家。其中不僅包括一些現代主義的哲學家，也包括某些所謂後現代主義的哲學家。他們愈來愈只感興趣於對“真”的愈來愈精密的思考，而把對“善”的思考愈來愈只侷限於原子化的個人自身，侷限於只考慮個人自身的善的外在條件的規定，而根本忽視了其內在自律力量的發生機制。這種個人主義的“善”顯然已與人類的道德精神和情感毫無關係。說白了，西方哲學從它的一開始就繼承了西方神學的人性本惡的個人主義傳統，所以，它的進一步的發展，並走向離棄人類羣體道德的後果，也本來就是必然的結局。
關於西方哲學在近代逐漸由盛而衰，以至到本世紀末最後走向終結的過程，在本書的第二部、第一章的第一、二節曾進行過比較詳細的討論。在那裏着重說明的是，當哲學以完全離開神學、排除信仰的方式自行發展到獨立的頂峯之時，實際上也是它完全過濾掉道德精神，不再具有幫助人類從內心深處生髮出自律的善的精神力量之時。這時的哲學要麼變成了概念真值運算的純粹的邏輯主義工具，要麼變成了一味只爲人們的世俗利益從事詭辯的理性主義工具。過去的哲人曾考慮的支配宇宙、自然、社會、人類整體的和諧存在的法則、規律意義之下的“邏各斯”，現在只剩下了爲個人、爲小羣體（如階級等）的利益辯護的相對主義、理性主義的意識形態。絕對理性作爲上帝已經被子黑格爾非常禮貌地請出了現實的舞臺，至於信仰的上帝、仁愛的上帝則早就已經被人們宣判了死刑。說得乾脆一點，這樣的上帝壓根兒就不曾存在過。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即是說，信仰精神與仁愛精神的絕對性價值，在哲學的理性法庭中是不被承認的。如果說，在笛卡兒、康德那裏，還爲這些絕對性價值保留了上帝信仰的位置，或作爲“絕對命令”而被加以肯定，那麼，在黑格爾那進而，理性已被宣佈主宰一切，而且上帝即是絕對理性精神，絕對理性精神即是上帝，這足以說明，信仰精神與仁愛精神的被無視的下場。至於到了維特根斯坦，判定一切形而上學均無意義，實際上也即判定信仰精神與仁愛精神無意義。西方哲學到了維特根斯坦，基本上等於完結了。前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的宗旨只不過是“對思想進行邏輯解釋”，“邏輯原子論”、“邏輯實證論”，實際上是等於宣佈，哲學屬於純粹的理性工具，完全與人類的信仰精神和仁愛精神無涉。“對於說不明白的事情就應沉默”，“迄今爲止就哲學問題所寫的大部分句子和命題並不都是錯誤，而是沒有意義”。這等於明白宣佈，一切涉及人類“心靈”問題的形而上學均無意義。可怕的是，也基本上等於說，人生毫無意義。歷來的哲學本來是希望爲人類尋找到某種意義的，特別是某種原道德精神的意義，現在全都完蛋了！
後維特根斯坦，把哲學的任務定格爲設法使人類的思想擺脫語言爲它設下的陷阱，哲學應放棄解釋一切的企圖，而只成爲“純粹的描述”，這等於實際上結束了哲學，結束了哲學試圖關切人類命運走向的一切可能性。維特根斯坦爲後來的“哲學家”們準備了大量關於對語言、語義、語句等等進行分析的任務，哲學本身則成了一種智性遊戲的工具，或工具的智性遊戲。
可以說，近代西方哲學從笛卡兒開始，經過康德的開拓的創造性的工作，到了黑格爾，已經達到了它的最後的頂峯，此時此刻，上升的路已經斷絕，只有沿着山峯的另一面自由下墜了。二十世紀，是西方哲學走向終結的世紀，傳統意義下的哲學家事實上正在變成人類思想界的累贅，剩下的人們除了進行一些語言、語義、語句等等的分析遊戲之外，實際上已經對人類未來的事業無足輕重了。
有人指出，德國古典哲學是在理論上論證人類自由精神權利的哲學，其實，西方哲學的最偉大的歷史功績也即在確認人類精神自由的權利。然而，哲學的死亡，則是因爲它把絕對的自由唯一隻判定給了本來只應屬於相對性的人類的理智。在哲學的道路上，英國人首先在思想上、言論上要求自由權利，法國人最先在社會行爲上、在權利鬥爭中爭取自由權利，德國人則最早在理論上論證人類精神自由的權利。在康德，這種自由的絕對性並不屬於人類的理性，而是屬於信仰、仁愛的上帝和道德的情感，而自由的相對性纔是屬於人類的理性，或理智，在康德那裏，人類的理智是受到限定的，它不可能認識物自體和上帝，雖然它有相對的自由權利，但它絕對不是自由本身，因爲它不可能成爲絕對者自身；可是到了黑格爾，理笥成了一切的主宰，成了上帝自身，上帝即絕對理性，絕對理性即上帝。理性被黑格爾擡上了絕對的寶座，理性成爲絕對，也即被認爲是自由本身。無限誇大人類的物質性工具的自由，這樣做的結果，反而取消了人類理性賴以成長的道德情感和信仰意志的精神自由，取消了人類靈魂的精神性的自由。取消人類靈魂精神性的自由，實際上也即是聯消了哲學自身存在的前提。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哲學最初的誕生是密切相關於人類的道德精神的。失去了道德精神前提的哲學，必死無疑。
西方近代哲學從懷疑一切開始它的使命，然而它卻以取消一切可懷疑的對象來宣告自己的終結，想起來這很可笑，但的確這就是命運。
當西方哲學藉助於維特根斯坦向世界宣告，一切形而上學均無意義，對於一切說不清楚的事情就應該保持沉默，此時此刻，哲學不死還更待何時？
如果哲學只講哪些明明白白的東西，還要哲學何用？哲學只講個人主義、物質主義、邏輯主義、現世主義、總之，理性主義，它不死，還更待何時？
更可怕的是，西方哲學先天地即繼承了西方神學的人性本惡的個人主義的傳統。古代希伯來人認爲人類是“惡”的自由靈魂的人，所以必須要有上帝；古希臘一羅馬人認爲人類是“惡”的自由政治的人，所以必須要有議會、選舉、法典；英國人認爲人類是“惡”的自由經濟的人，所以必須要有憲法保障公民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由權利，保障公民有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自由的權利，保障公民有結社自由的權利；美國人認爲人類是“惡”的自由文化的人，所以必須要有最暢通無阻的信息網絡……。
通過上面所述，我們不難理解，西方近代數百年的進步，無不根源於西方神學，繼而西方哲學對人性本惡的確認。當這種人性本惡被哲學推向了極端之時，也即被推向了最極端的惡的物性之時，“惡”的人性將何以自救？人還成其爲人麼？事實上，今天的人類已經開始了面臨這種危境：嚴重的人類心態危機，也即道德精神的嚴重喪失，更直接循環導致了嚴重的社會生態危機（如人類中刑事犯罪案件的劇增等）和嚴重的自然生態危機。哲學的發展迄今已幫助打開了一切“潘杜拉盒子”的盒蓋，讓一切非人的物性的惡都自由地流竄於人世間，可是它卻無能把它們再驅趕回去。哲學本身也被這種物性的惡消滅了，哲學早就與追求人性的善毫無關係了。哲學不死，更待何時？
哲學已經死了，這一點還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呢？哲學死了，人類唯一的希望即在重建人類全新意義的人學。
關於哲學死亡的更具體的判斷，則在於哲學方法的二元性已經日暮途窮了。二元論能夠涵蓋物性的一切，從宏觀的宇宙到微觀的夸克，甚至從生物體到基因，但終究它無能涵蓋“人”。正如電子計算機的“1”和“0”，可以模擬世間的萬事萬物，但終究不能全地模擬“人”。這也正是哲學不得不死和人學不能不興的根本原因。二元論的方法論的窮盡宣告了哲學的死亡，新的人學的誕生將只能從多元論，至少三元論方法的道路去尋求，人類未來的命運只能依靠至少具有三元論的方法論的人學去關切、去探索、去改造、去希望！